故友譚月萍今年八月底病逝，她的黃大仙慈雲西區議會議席，結果民主黨在補選中未能保住這個議席，最後敗在民建聯手中。這次已是過去五年以來，民主黨在區議會補選中連續第七場敗仗。
民主黨對上一次在補選中勝出，要數 2003 年 4 月 6 日深水埗區議會美孚選區補選，當時政府正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進行諮詢，梁愛詩、葉劉淑儀等高官的言論令全港市民嘩然，尤其在美孚這些中產社區進行選舉，當時的社會氣氛本應對親建制派十分不利，民建聯派出重量級的立法會議員楊耀忠參選，與民主黨的王德全在知名度上有很大的距離，然而在當時社會形勢對泛民主派十分有利的情況下，王德全亦僅以 849 票對楊耀忠的 840 票， 9 票之微險勝。
五年前反廿三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對 2003 及 2004 年的區議會及立法會換屆選舉影響很大，據我了解，左派在 2003 年底區議會選舉大敗後，迅速檢討敗選原因，痛定思痛，派了一群幕後精英到美國取經，學習外國發展成熟的選舉策略及管理，汲取了先進的選舉技巧，並且在 2007 年區議會換屆之前，將他們學到的理論，於在每次補選中實踐出來，化為實戰經驗，為換屆選舉打下基礎，最終在去年 11 月，將泛民主派打得落花流水。
當民建聯每次在補選中勝出，民主黨那班窩囊的領導層，無論對內對外，都只懂將敗選理由，推諉於對手背靠內地，資源豐富，又有錢又多人，懂得收買人心，而民主黨是個窮黨，沒有錢人又少，資源有限，難以匹敵。
可惜過去連續六次補選敗陣，民主黨都沒有好好的深入反省個中真正的原因，於是出現第七次敗選，並不足為奇；若果民主黨再不反省，從選舉管理制度上作出改革，可以說，以後再遇上這種小區單打獨鬥的選舉，民主黨都會落敗，成為定律。
今次補選的慈雲西選區，過去 14 年來一直是由民主黨代表，已故的譚月萍在區內辛勤工作，與慈樂邨街坊十分親近，是高民望的社區領袖，她自 1999 年當選之後，連續兩屆高票連任。今次補選中，民主黨的候選人呂永基（30 歲），以「延續譚月萍生命光輝」為競選口號，希望打出溫情牌，以吸納原來譚月萍的支持者的選票，自身的賣點是年青實幹，說穿了，即是告訴大家，呂永基這位小伙子斤兩不多，學歷普通，只在社區和政圈打滾，欠缺社會經驗，要依靠先人的「老本」。
反觀對手，民建聯的袁國強（46 歲），說自己是註冊理財師。他去年 11 月曾經挑戰譚月萍，最終落敗，但他沒有就此放棄，繼續留守在社區工作，相信袁國強當時也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有幸在一年之後，這麼容易就奪取得到民主黨十多年的堅固陣地。
即使不論呂永基和袁國強二人的地區工作成績和實力，其實從基本背景和策略上，早已知到民主黨在慈雲西補選這一關絕不易過，而且選擇了呂永基出戰，更是敗選的其中一個重要關鍵。
首先，政治之事並不高尚，政治的運行規律，最基本是講求實際的利益，這個道理無論放在政客之間，仰或是政客與選民的關係，都是一樣。香港的代議政制發展了四份一個世紀之後，選民的投票意識，其實經已非常成熟，在一場選舉中，「人」的因素極度重要，尤其在越是小圈子的選舉（區議會比起立法會，算是小圈子），選民的投票取向，單靠政黨的影響其實不大。
俗語有所謂「人去茶涼」，放諸選舉，選民以前投了譚月萍的，即使明知呂永基是譚月萍的繼任人，支持者的選票也不可能百份之百全數過戶，這是因為選民與譚月萍的關係，和選民與呂永基的關係，根本是兩回事，情況就一如立法會九龍西選區，親左派選民無人不知李慧琼是曾鈺成的弟子，但曾鈺成走到香港島參選後，李慧琼也不可能盡取過去曾鈺成同樣數目的選票。簡單說，換了人，票數必然出現折扣，問題只是折扣的多與少而已。
其次是比較呂永基和袁國強的年齡與社區的關係。談到「年青實幹」，這一招在某些投票取向較理性的社區（例如中產、專業人士人口佔明顯比例的社區）有一定的作用，但慈樂邨的人口正在老化中，於是對於區內的長者選民而言，候選人過份年青反而成了選舉致命的其中重要原因，這是由於長者容易認為年青人少不更事，即使呂永基三十出頭，也可能從表面判斷他入世未深，相比之下，袁國強的年紀剛步入中年，予人較成熟穩重的感覺，很明顯，呂永基在那群不大理會政黨政綱的選民中，必然處於劣勢。
再三，袁國強在去年敗選後繼續留守社區，持續和不懈的社區工作先穩固了自己過去的票源，於是比起對手，有更大的空間開托新票源，尤其是上述支持譚月萍但未必支持呂永基，較游離的一群，當這種對手的折扣效應越大，袁國強爭取的空間也越大。呂永基無論在年齡和在慈樂邨的工作根基方面，都是很大的弱點，民建聯通常利用「耳語」方法，支持者在邨內透過人與人的交談「唱衰」對手，同時可製造羊群效應的心理，將選擇意志薄弱的選民拉到自己的一方。
最後，民主黨就是敗在自己落伍的選舉操作上。現時英國、美國、加拿大的選舉，都經已發展出具效率的管理和操作模式，基本上要做到候選人明確清楚知到他的支持者在那裏，否則就難以維持與支持者的關係和聯繫，鞏固票源。
左派現在使用的技術，只是透過在支持者中，尋找若干精英義工作為候選人的聯絡人（也可稱為「針」），然後透過責任方式，每名聯絡人固定負責某數量或範圍的選民，並且在其負責範圍內，找出那些選民是支持者，這種操作的實質好處，是在選舉當天，助選團只集中找出支持者出來投票，催票的過程中，絕不會將時間花在對手的支持者和非選民身上，提升了催票效率和更易掌握選票日每段時間的勝負形勢，便利候選人和經理人能夠寧活操作，臨場調兵譴將。
當然，這種管理和運作所需的是人、金錢和時間，民主黨向來都指對手投放大量金錢在地區工作上，可惜民主黨卻從來不著意掌握人和時間因素，而據我了解，而做到以上在區內置「針」的運作，其實花費不大，可以說，現時一名區議員的地區工作開支津貼，只要用少部份，經已綽綽有餘，運作得宜，每名區議員都可以發展多一個區。民主黨領導層若有此等思維，議席又怎會不斷萎縮？
最後我想講講候選人的質素問題。參政者，極需要抱負、毅力和承擔，認清楚自己的方向，不輕言放棄；參政和投票一樣，都不是玩泥沙。民主黨向來有很多參選人，為了參選才急急加入民主黨（呂永基就是其中之一），究竟自己是否準備全身投入政治，可能會對工作、前途、家庭帶來影響等，自己其實未想清楚，於是大部份遭遇敗選的黨員，甚至是未能成功連任的議員，落敗後便意志消沉，荒廢社區工作，離棄社區，令到很多選民對民主黨很失望，對民主黨人的參政質素抱有懷疑。
相反，左派陣營的人，聽說他們一旦投身參選，預備了至少八年（兩屆時間）的工作目標，就算第一次競選失敗，還會將目標放在來屆，甚至再後一屆，於是他們當中不少曾經敗選的，落敗後也沒有離棄自己投身社區，繼續耕耘（袁國強就是其中之一）。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可憐民主黨那班自問社會精英的領導層，他們在社區種了甚麼？或有沒有種？怕且他們仍未知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