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已千年

大陸收回香港，不經不覺經已十年。當年英國人撤退，滂沱大雨，肥彭上船，馬丁與一眾「落車」的飯民尊貴，在垃圾局的露台上朗讀聲明，誓要重返，如今仍是歷歷在目，猶如昨天。

只想到，馬丁與白鴿黨，江湖地位經已今非昔比。如果今年七一重演十年前的那一幕，不知到除了馬丁以外，高達等其他白鴿尊貴，是否要站在後排呢？

不過今次令本公公有感而發的，卻是聽到行政會議首席與眾左派大老，除了歌功頌德地唱好「一國兩制」是如何成功以外，還提及「一國兩制」是亙古未有，世上獨一無二的優秀構思，所有香港今日成功的一切，都要歸功於「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伯爺。

一年前，我仍相信「一國兩制」是當今的新制度，但幸得白鴿黨給予本公公退休生息的機會，這一年以來，讀書多了，想法也闊了，從公共政策、行政管理、人力資源、中國歷史、歷代政制，到音樂史、釀酒和侍酒學問，都是我的興趣。

在中學的中史課程中，中國歷史往往是泛指以漢人政治為主軸，以中原正統為正宗的歷史，但其實在中國的各套正史之中，以外族主導的，除了《元史》和《清史稿》以外，其實還有《遼史》和《金史》，只不過遼、金與宋同期，我們順口唸出的「唐、宋、元、明、清」中，總是遺漏了遼代和金代，課本亦沒有專談遼、金的歷史，我們對遼代的了解，可能大部份都來自金庸筆下《天龍八部》中的遼道宗聖律洪基，以及南院大王蕭峰。

於是我找到國內一些專談遼、金史的書籍，無意中留意到遼代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在《遼史．百官志》中，有云：「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又云：「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州縣、租賦、軍馬之事」。

原來一千年前的北方契丹人，經已實行「一國兩制」，《天龍八部》中故事人物蕭峰所擔任的「南院大王」，實為遼代官制中，治理漢人地域和事務的最高級官員。

原為遊牧民族的契丹人，其實早已習慣「因俗而治」。後梁．貞明二年（公元916年），遼太祖聖律阿保機在臨潢府（今內蒙古．昭烏達盟．巴林左旗．林東縣）稱帝，參考唐代政制，建立起有契丹特色的社會政治制度，面對從馬上征服得來河北和山西一帶的漢人土地，由於漢人的文化水平較契丹人優越，為了減少漢人反抗契丹人的管治，於是實行「一國兩制」，在所管治的漢人地域，繼續沿用漢人的律法（乃指《唐律疏議》）。

同樣的情況，在1898年英國人租借新界時，為了統治上的便利，也不得不承認《大清律例》在法律上適合的範圍內可在新界並行，並且在1910年制訂了《新界條例》（香港法例第97章），該條例第13條（至今仍然有效）訂明「法院有權認可並執行任何影響新界土地的中國習俗或傳統權益」。

說不定，當年在京師熟悉中國歷代政制的謀臣學者，想到借用遼代的「南、北官制」，作為解決中港兩地制度差異的問題，於是有了今天的所謂「一國兩制」，並將榮耀歸於鄧伯爺。

由是觀之，煲呔也算是不折不扣的「南院大王」！

拒絕參與非上策

在政圈江湖，許橋王較早時宴請白鴿黨，惹來外界猜測煲呔是否邀請白鴿黨加入新班子，但其後白鴿主席高人接受電台訪問時，卻斬釘截鐵地否定了白鴿黨成員加入新班子的可能性。

政府在去年中發表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的諮詢文件，提出擴大局長的班子，在上層政治任命中加入副局長和局長助理，這項建議與一批「民網」學者提出長遠培訓香港政治人材的構思，十分類近，但當時白鴿黨的即時回應，已對有關建議持保留態度，理由只不過是推諉這是一場政治分贜，副局長及局長助理權責不清晰等，早已認定新制度下沒有自己的一份，對此關上大門，予人「酸葡萄」之感。

本地政治人材乏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試問今天上至政府，下至各大小政黨，那一個組織具備獨立執政的能力？香港要發展政黨政治，要釀出一個執政黨來，政黨就必須在制度下培育更多具備公共行政管理經驗的人材，這也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學中「接班計劃」（succession planning）的概念；政黨若不循加強執政能力的方向發展，最終只會助長新加坡模式的「政府黨」出現，對落實理想中普及而均衡參與的民主政制，沒有絲毫好處。

近月來，曾有報導指煲呔有意邀請白鴿黨成員加入行會，或擔任問責官員，雖有可能流於猜度和互試水溫的階段，但從傳媒行家的不斷追踪，以及在大氣電波中的不少討論，反映出公眾確實對白鴿黨存有「辦實事」的期望。

而且煲呔已多次公開談及公共政策的制訂，應該「從下而上」，最近更明確說明，新班子之下的局長，會由以往的「政策主催者」，轉化為「利益協調者」，如果以上的理念得到落實，在以民為本的大原則下，亦看不出這與白鴿黨在民生事務上的取向，存在嚴重衝突。

白鴿黨成員如能加入政府班子，除了有助培育公職人材，長遠提昇公眾對白鴿黨具備執政能力的信心之外，在即時必須先面對政府上層架構中的「保密制」和「集體負責制」兩項大原則。

觀乎其他國家政體中的聯合政府，同樣會出現政府內閣成員與其所屬政黨之間存在政策分歧的現象，問題只在於政黨能否彈性處理這些可預見的衝突，可否給予在政府內閣的成員豁免跟隨政黨的既定立場，從而與政府之間在政策問題上，製造更大的討價還價空間，這樣亦有助政黨加強將民意和不同的政策理念灌注入政府之內，產生集思廣益之效；即使到了分歧嚴重，難以釐補的階段，內閣成員也可以透過辭職，向公眾展述對某些政策立場的堅持，之後便是交由選民透過選票的力量，讓公眾對當中的是非曲直作出定奪。

因此若然政府提出邀請而白鴿黨拒絕加入，實非上策之道，相信社會公眾亦樂於見到白鴿黨能夠推動政府不斷聆聽民意，施政以最貼近市民利益為依歸；另一方面，白鴿黨若要銳意改革進步，更新形象，就更不應抱殘守缺，蕭規曹隨，著眼於眼前短時間的得與失，否則當其他政黨累積更多公共行政經驗，不斷提昇執政能力的政治資本後，白鴿黨只會持續落後大勢，最終淪為「二流政黨」，屆時距離執政之道，只會越來越遠。

品酒（一）

酒，是用來品，不是用來「隊」的。年少時，好勝心強，喜歡與朋友鬥酒量，雖然鬥嬴了，但到頭來，卻對所飲的認識不多。

十多年前在溫哥華工作，上司是好酒道之人，他留學法國，精通啤酒、葡萄酒和威士忌，我自然從他身上學懂不少對酒方面的知識，可謂是我飲酒的啟蒙「師傅」。

記得九十年代初，無論在香港抑或國內，人們都喜歡在應酬或喜慶宴會上「隊」XO，「師傅」就經常批評鬥酒的人根本不懂飲酒的真義，例如某些具特定出產時期的美酒，正是飲一支少一支，因此鬥酒實在是一種浪費。

他經常提及的，就是在品酒方面。酒能健身，也能傷身，因此切忌急飲，否則很易到達自己的極限，同時相對地降低了自己的酒量。也要從淺嚐中，領略其中的味度和風格，進而嘗試尋找該酒的過去，包括文化背景和歷史發展，就自然會對酒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在享受中兼有樂趣。

紅酒，從來都予人只可遠觀之感，高深莫測，又或只是達官貴人，上流社會的玩意，但這通通都是普遍對品紅酒的誤解。

紅酒的平貴，與其生產的地區、酒莊的名氣、酒評人和雜誌的追捧，有莫大的互動關係，卻與酒質的優劣不成比例。例如一瓶賣1,000元的紅酒，與另一瓶只售200元比較，單單談論酒質而言，你未必會感受到五倍的分別；又例如在市面可找到一些五六十元的紅酒，其質素要比一二百元的好。所以在紅酒的世界裏，切勿低看平價酒，總要相信「平嘢有好」這四個字。

英國一本有三十多年歷史的著名論酒雜誌Decanter（2005年10月起在台灣出版國際中文版，譯名為「品醇客」），每期都介紹英國當地零售價10鎊以下平靚酒，而本地亦有人稱「劉校長」劉致新所主編的《酒經月刊》，也有類同的介紹，初學者不妨多參考這些具質素雜誌的介紹和分析，久而久之，便會建立起自己一套對葡萄酒的觀感，因為品酒從來都是主觀的，好與不好，向來並沒有標準或絕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