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七次補選落敗

故友譚月萍今年八月底病逝，她的黃大仙慈雲西區議會議席，結果民主黨在補選中未能保住這個議席，最後敗在民建聯手中。這次已是過去五年以來，民主黨在區議會補選中連續第七場敗仗。

民主黨對上一次在補選中勝出，要數 2003 年 4 月 6 日深水埗區議會美孚選區補選，當時政府正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進行諮詢，梁愛詩、葉劉淑儀等高官的言論令全港市民嘩然，尤其在美孚這些中產社區進行選舉，當時的社會氣氛本應對親建制派十分不利，民建聯派出重量級的立法會議員楊耀忠參選，與民主黨的王德全在知名度上有很大的距離，然而在當時社會形勢對泛民主派十分有利的情況下，王德全亦僅以 849 票對楊耀忠的 840 票， 9 票之微險勝。

五年前反廿三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對 2003 及 2004 年的區議會及立法會換屆選舉影響很大，據我了解，左派在 2003 年底區議會選舉大敗後，迅速檢討敗選原因，痛定思痛，派了一群幕後精英到美國取經，學習外國發展成熟的選舉策略及管理，汲取了先進的選舉技巧，並且在 2007 年區議會換屆之前，將他們學到的理論，於在每次補選中實踐出來，化為實戰經驗，為換屆選舉打下基礎，最終在去年 11 月，將泛民主派打得落花流水。

當民建聯每次在補選中勝出，民主黨那班窩囊的領導層，無論對內對外，都只懂將敗選理由，推諉於對手背靠內地，資源豐富，又有錢又多人，懂得收買人心，而民主黨是個窮黨，沒有錢人又少，資源有限，難以匹敵。

可惜過去連續六次補選敗陣，民主黨都沒有好好的深入反省個中真正的原因，於是出現第七次敗選，並不足為奇；若果民主黨再不反省，從選舉管理制度上作出改革，可以說，以後再遇上這種小區單打獨鬥的選舉，民主黨都會落敗，成為定律。

今次補選的慈雲西選區，過去 14 年來一直是由民主黨代表，已故的譚月萍在區內辛勤工作，與慈樂邨街坊十分親近，是高民望的社區領袖，她自 1999 年當選之後，連續兩屆高票連任。今次補選中，民主黨的候選人呂永基（30 歲），以「延續譚月萍生命光輝」為競選口號，希望打出溫情牌，以吸納原來譚月萍的支持者的選票，自身的賣點是年青實幹，說穿了，即是告訴大家，呂永基這位小伙子斤兩不多，學歷普通，只在社區和政圈打滾，欠缺社會經驗，要依靠先人的「老本」。

反觀對手，民建聯的袁國強（46 歲），說自己是註冊理財師。他去年 11 月曾經挑戰譚月萍，最終落敗，但他沒有就此放棄，繼續留守在社區工作，相信袁國強當時也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有幸在一年之後，這麼容易就奪取得到民主黨十多年的堅固陣地。

即使不論呂永基和袁國強二人的地區工作成績和實力，其實從基本背景和策略上，早已知到民主黨在慈雲西補選這一關絕不易過，而且選擇了呂永基出戰，更是敗選的其中一個重要關鍵。

首先，政治之事並不高尚，政治的運行規律，最基本是講求實際的利益，這個道理無論放在政客之間，仰或是政客與選民的關係，都是一樣。香港的代議政制發展了四份一個世紀之後，選民的投票意識，其實經已非常成熟，在一場選舉中，「人」的因素極度重要，尤其在越是小圈子的選舉（區議會比起立法會，算是小圈子），選民的投票取向，單靠政黨的影響其實不大。

俗語有所謂「人去茶涼」，放諸選舉，選民以前投了譚月萍的，即使明知呂永基是譚月萍的繼任人，支持者的選票也不可能百份之百全數過戶，這是因為選民與譚月萍的關係，和選民與呂永基的關係，根本是兩回事，情況就一如立法會九龍西選區，親左派選民無人不知李慧琼是曾鈺成的弟子，但曾鈺成走到香港島參選後，李慧琼也不可能盡取過去曾鈺成同樣數目的選票。簡單說，換了人，票數必然出現折扣，問題只是折扣的多與少而已。

其次是比較呂永基和袁國強的年齡與社區的關係。談到「年青實幹」，這一招在某些投票取向較理性的社區（例如中產、專業人士人口佔明顯比例的社區）有一定的作用，但慈樂邨的人口正在老化中，於是對於區內的長者選民而言，候選人過份年青反而成了選舉致命的其中重要原因，這是由於長者容易認為年青人少不更事，即使呂永基三十出頭，也可能從表面判斷他入世未深，相比之下，袁國強的年紀剛步入中年，予人較成熟穩重的感覺，很明顯，呂永基在那群不大理會政黨政綱的選民中，必然處於劣勢。

再三，袁國強在去年敗選後繼續留守社區，持續和不懈的社區工作先穩固了自己過去的票源，於是比起對手，有更大的空間開托新票源，尤其是上述支持譚月萍但未必支持呂永基，較游離的一群，當這種對手的折扣效應越大，袁國強爭取的空間也越大。呂永基無論在年齡和在慈樂邨的工作根基方面，都是很大的弱點，民建聯通常利用「耳語」方法，支持者在邨內透過人與人的交談「唱衰」對手，同時可製造羊群效應的心理，將選擇意志薄弱的選民拉到自己的一方。

最後，民主黨就是敗在自己落伍的選舉操作上。現時英國、美國、加拿大的選舉，都經已發展出具效率的管理和操作模式，基本上要做到候選人明確清楚知到他的支持者在那裏，否則就難以維持與支持者的關係和聯繫，鞏固票源。

左派現在使用的技術，只是透過在支持者中，尋找若干精英義工作為候選人的聯絡人（也可稱為「針」），然後透過責任方式，每名聯絡人固定負責某數量或範圍的選民，並且在其負責範圍內，找出那些選民是支持者，這種操作的實質好處，是在選舉當天，助選團只集中找出支持者出來投票，催票的過程中，絕不會將時間花在對手的支持者和非選民身上，提升了催票效率和更易掌握選票日每段時間的勝負形勢，便利候選人和經理人能夠寧活操作，臨場調兵譴將。

當然，這種管理和運作所需的是人、金錢和時間，民主黨向來都指對手投放大量金錢在地區工作上，可惜民主黨卻從來不著意掌握人和時間因素，而據我了解，而做到以上在區內置「針」的運作，其實花費不大，可以說，現時一名區議員的地區工作開支津貼，只要用少部份，經已綽綽有餘，運作得宜，每名區議員都可以發展多一個區。民主黨領導層若有此等思維，議席又怎會不斷萎縮？

最後我想講講候選人的質素問題。參政者，極需要抱負、毅力和承擔，認清楚自己的方向，不輕言放棄；參政和投票一樣，都不是玩泥沙。民主黨向來有很多參選人，為了參選才急急加入民主黨（呂永基就是其中之一），究竟自己是否準備全身投入政治，可能會對工作、前途、家庭帶來影響等，自己其實未想清楚，於是大部份遭遇敗選的黨員，甚至是未能成功連任的議員，落敗後便意志消沉，荒廢社區工作，離棄社區，令到很多選民對民主黨很失望，對民主黨人的參政質素抱有懷疑。

相反，左派陣營的人，聽說他們一旦投身參選，預備了至少八年（兩屆時間）的工作目標，就算第一次競選失敗，還會將目標放在來屆，甚至再後一屆，於是他們當中不少曾經敗選的，落敗後也沒有離棄自己投身社區，繼續耕耘（袁國強就是其中之一）。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可憐民主黨那班自問社會精英的領導層，他們在社區種了甚麼？或有沒有種？怕且他們仍未知曉！

厚顏無恥的中大校長

中大校長劉遵義，以自私見稱，不少校內員工，都對其人嗤之以鼻。上任以來，種種惡行，真是「鍋鍋新鮮，鍋鍋甘」！諸如教學語言政策（背棄中大推動中文使命）、頒授董建華榮譽學位、教育學院事件調查中的「失憶證人」、校園發展計劃（曾揚言拆應林堂、華連堂）、大肆伐木（包括破壞小橋流水）、校巴收費風波、將學院院長（Faculty Deans）由民主選任改為校長委任等。

繼而發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成立五所實為單幢宿舍的所謂新「書院」，近日又有拆峰火台風波，以及黑箱作業地改組教務會，將中大學生會會長的當然位置剔除，矮化學生會在中大校內制度的角色等等，真是罄竹難書。

尤其在《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中，即使學生報編委的處理手法有值得商榷之處，也毋須在事件發生之初，為怕影響校譽，立即與學生報劃清界線，迅速成立紀律小組整治學生，以一刀切的手法，甚至向與事件無關的新一屆編委成員發出警告信，但事後卻大玩文字遊戲，辯稱「沒有處分」同學，拒絕對發錯警告信一事公開向同學道歉。

做錯事死不認錯，讀書人最基本的禮義廉恥是非對錯都混淆不分，將責任推諉他人，或將事實指鹿為馬，是我們這位中大校長的個人特徵，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有甚焉」，在劉遵義身邊的大學高層，盡都是唯唯諾諾之輩，為主子的立場護航；作為一所高等學府的主事人，劉遵義與其班子的所作所為，他們面對學生時候那種高高在上的咀臉，這就是我們的中文大學教化學生的應有態度嗎？又怎不為我等中大人所冷齒？

也許有人會奇怪，我從中大畢業了十七年，幹嗎還要為校園的問題而動氣呢？某次我與大學一位高層閒談，提及到我與一群跨年代（七十年代至二千年代）關心中大的校友組成了「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簡稱「校友關注組」），對大學行政當局提出嚴厲的批評，於我們又有何益？

我們愛護中大，更希望我們的後輩，能夠在一所思想開放及堅守學術自由的優良大學中學習和成長。若果中大越辦越好，我們一班離開校園多年的「老鬼」，也無謂在校政問題上指指點點，又或者「知少少，扮代表」。

可恨的是，劉遵義及他的管治團隊，在過去幾年之間，不斷破壞中大的傳統及其核心價值，而校友評議會又由親大學建制的「擦鞋」校友把持，令不少局外校友忍無可忍，可以說，中大過去歷任校長中，從來沒有發生如現任劉遵義這樣導致各持份者峰煙四起的局面。情況不斷持續，很多校友也站出來要劉遵義下台，我相信劉遵義本人及大學管理階層，不單止沒有反思其過，就連一點羞恥之心也沒有。

在公共行政學中，所謂「良好管治」的元素，主要包括透明度、問責性和回應性。但看看我們的中大，這些「良好管治」的元素卻是全數欠奉，例如大學圖書館擴建及拆峰火台的爭議中，劉遵義公開表示他銳意保存峰火台原貌，卻堂而皇之地說出他認為大學高層所有為大學未來發展的建設，都是出於良好意願，因此這些議題沒有公開諮詢的需要，而且這是大學一貫的做法。

天呀！今天是甚麼年代？劉遵義這樣說，不是建基於他君臨天下的心態麼？要求所有中大成員體諒和順從他的好意麼？更有甚者，當有本科高年級同學問劉遵義有關大學圖書館擴建工程的細節時，劉遵義竟然對那位同學說：「到時你都畢業，冇需要用圖書館！」，在校同學對大學發展的關心，劉遵義的回應又是如此冷漠無情，他究竟對中大有多大愛護？各位看官應該心中有數。

因此，若繼續由劉遵義以及他的一班不懂「良好管治」的所謂高級學者領導中大，中大不會有安寧的一天。校友們，為了我們母校的健康發展，為維護中大既有的價值觀，現在不站出來推倒劉遵義，還等幾時？

美國種族問題未解決

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首名非洲裔總統，但事實上不少分析發現，奧巴馬之所以能夠當選，與小布殊政府八年施政過份不濟，麥凱恩太老，麥凱恩錯選佩琳作競選拍擋，金融海嘯來臨，種種天時和背景因素，都使到麥凱恩背負太多共和黨負面的包袱，即使他們背後最頂尖的幕後助選人材，也難以奇兵突出，可謂迴天乏術，共和黨和麥凱恩焉有不敗之理？即使民主黨派出任何人與共和黨對陣，結果都是一樣；所以我認為麥凱恩的落敗，是非戰之罪。

當然，今天很難「馬後炮」地想當然，若果是希拉莉對麥凱恩，結果又是如何？美國的票站調查發現，奧巴馬多吸引了黑人、西班牙裔、年青人、婦女的選票，對於反對「種族說」的學者或政論分析員而言，美國的黑人人口只佔全國的 15%，因此奧巴馬之能夠當選，還是有相當的白人將票投給奧巴馬。

如果美國的人口和種族，都在美國國土上平均分佈的話，以上的說法是成立的。可是，美國總統大選沿用著二百多年前憲法所訂的「選舉團」制度（electoral college），鑑於在聯邦制下表現各州份的對等地位，各州選舉團的人數相當於該州在參眾兩院議席的數目，亦即是與各州佔全國人口比例掛鈎，因此在美國大選中，候選人奪取多選舉人票的大州份對勝負至為關鍵。

雖然選前民調發現麥凱恩在全國平均支持度，落後奧巴馬多達十個百份點或以上，在其中 48 個州實行「勝出者盡取所有選舉人票」（winners take all）的制度下，麥凱恩可以是傾瀉式的慘敗，選舉人票理論上可以近乎零，但最新點票結果顯示，麥凱恩仍有超過 150 張選舉人票，亦即是說，共和黨仍能夠在不少州份勝出，這又是那些州份呢？為何在小布殊八年窩囊治國，麥凱恩老態龍鍾之下，那些州份的選民為何仍然選擇共和黨？

其實答案就在於共和黨奪取的州份，主要都是美國歷史上最歧視黑人的州份。美國在 1862 至 1865 年為解放黑奴發生內戰，當年美國南部共有 11 個州，曾經為要保留奴隸制度而脫離聯邦，而到今天該 11 個州，除維珍尼亞州和佛羅里達州外，其餘 9 個州（包括主要的德克薩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田納西州等）都選了麥凱恩。其中佛羅里達州在過去三屆大選中都爭持激烈，原因在於佛羅里達州接近古巴，在冷戰年代從古巴逃來不少西班牙裔和西印度群島帶膚色的人口，令到向來傾向維護藍領、小數族裔和基層的民主黨，得以在佛羅里達州與保守的共和黨勢力競爭。

因此，大選結果只反映出原來保守的州份依然故我，其他游離州份，只需要有 10-15% 選民逆轉，戰果隨時改寫。所以今次美國大選，其中成敗，盡其量都是反映民意求變的逆轉，多於美國人真正容納黑人政治，或能夠完全消除種族隔膜。

在撰寫本文此刻，還有一個參數未能得悉，就是不要忽略美國大選乃同時改選眾議院全部 435 個議席。美國政治制度講求完全的三權分立，美國人十分清楚行政立法互相制衡的重要性，不少人總統票和眾議院票分投不同政黨。究竟眾議院改選對美國政治版圖產生甚麼改變？會不會出現民主黨在未來兩年同時控制行政和立法，使奧巴馬政府成為強勢管治，美國民意的走向如何，還要靜待眾議院選舉結果，才可以得出最終結論。

英語教學之倒果為因

自問英語水平絕非頂尖，甚至遠不及我幾位正在中大就讀的學妹。大學裏面，學生之間的英語能力確是良莠不齊，可是同時代成長，接受了同等長度時間的教育，為何會存在那麼大的偏差？只要稍作統計和科學分析，就會發現大學生的英語能力，跟他們源自的中學有莫大的關連。

香港的英語教學出了甚麼問題？大概不時看報章講述學生的語文水平下降，老師的語文基準試不合格率，大學的教學語文「國際化」，甚至從林林種種的補習英語廣告，可以感受得到。可是，時下不少標榜能夠增強個人英語能力的教學方法，又是否正確和合乎科學呢？

早前看了一篇「八成學生讀錯常用英語」的報導（見於《東方日報》2008 年 10 月 14 日 A18 版），提及一所英語培訓機構訪問了 500 名小四至中三的學生，說大部份學生讀錯 estate，又搞不清 comb 和 come，bad 和 bed，full 和 fool 等等，於是香港教育學院評估研究及發展中心的顧問李亦鵬，就主張初中英語課程應加入學習國際音標，並且認為這樣會對學習英語事半功倍。

這些所謂顧問專家的意見是否可取，實在十分值得商榷。從香港學生學習的表層意識而論，香港沿用的「填鴨式教育」，各科強調背誦，實際上是產生「只求分數，不求甚解」的後果；以我的親身經歷，確實有不少同輩的同學到了大學本科階段，仍然說英文發音是要「背」的！我相信在香港中學生當中，這個情況十分普遍。

先談談：「專家」指大部份被訪學生都將 estate 的重音放在第二節是錯誤讀法，「專家」這個說法，錯在那裏？

大家不妨到網頁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estate 聽聽 estate 這個字的美式和英式發音。很明顯，「專家」一定是國際音標的盲目信奉者，尤其集中參考美國出版的字典，於是認為 estate 的重音，應該放在首端，讀作 [ 'isteit ]（首重尾輕），但事實上，英式讀法是兩個音節皆重的 [ 'is'teit ]，「專家」採用了美式口音作為對錯準則，於是問題來了。

那麼 pass 又應該怎樣讀才對呢？美國人讀 [ 'pe:s ]，英國人讀 [ 'pa:s ]，美國人又會不會聽不懂英國人講 pass 呢？如果香港那些真是「專家」，為何不找一個英美發音一致，但相信有九成以上香港人都會讀錯的常用字 discount（首重尾輕才是正確）去考學生呢？

事實上，世界上有不少廣泛使用的語言，都存在地域口音（方言）的問題，例如漢語的方言超過 250 種，法語主要也有本土（分南、北口音）、魁北克、非洲（前殖民地）口音，德語也分南、北和瑞士、奧地利德語等。至於英語，在英倫本土各地（牛津、約克、曼徹斯特、蘇格蘭等）都有不同口音，還有一種很特殊的現象，存在一種源自工人和低下階層的口音（例如：球星碧咸的口音），以至遍佈全球的前英國殖民地，於是又有美國音、澳洲音、新加坡音 "Singlish"、香港音、非洲音等等。

但這些語言，總自行以某一方言作為正宗標準，例如漢語以北京口音為正宗，法語以巴黎口音為正宗，德語以漢諾威地區的口音為標準德語（Hochdeutsch），而英語乃普遍接受牛津音（英女王及王室使用的口音）為正宗。

因此，「專家」以 estate 為例，選用美式口音作為發音標準的參考值，已是原則性犯錯。但我認為，語言是一種有具生命性質的媒體，同一種語文在各地域產生不同口音偏差，輕重音位罝不同，在所難免，除非是完全錯音（例如：open 和 oven ），否則不應過份強調學生讀錯。經常指責學生犯錯，對促進學生的學習態度，不單止一點幫助也沒有，更打擊了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意慾，結果當然是「遇錯越錯」！

另一問題是：使用音標輔助學習英語，是否真的事半功倍呢？我的看法是否定的。

強制初中生在英語課程中學習音標，按他們習慣以背誦方式學習而言，與強制他們多學另一種外語，其實沒有多大分別；要學生額外強記更多，只會適得其反。

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都使用拼音文字。但我們學習法語、意大利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通通都不需要使用音標，只有英語例外，這是因為英語是一種混雜語言，因為歷史因素，使到英語的發音和文法，受到歐洲多種語言的影響，變得毫無規律，例如： one 和 won 讀音相同，open 的讀音 oven 不能類推，就是明顯的例子。

可是其他歐洲語，都各自有其標準的拼音法則，只要掌握了這些標準讀音方法，所有字都可以一看就讀得出來，因此學法語、德語等不需要用音標輔助。

但英語始終離不過拼音文字的本源，總存在其某些拼音秩序，要靈活使用，還免不了多聽、多用、多講，怕犯錯而不敢講，是學習語言的大忌。香港某些中學出來的學生，英語能力較好，我認為除了同學的資質以外，長時間在校園學習生活空間中聽、寫、講英語，日子有功，很自然地就會掌握得到。

我很奇怪香港那些所謂英語教學「專家」，他們所想的，總是離不開格律性「要學懂 A，就先學好 B」的課堂教學框架，又為何不叫學校採用活動教學法，設立「K 房」，強制學生上課唱英語流行曲，我相信這樣學習英語，才會事半功倍。

試想想，你的小孩子牙牙學語時，你會先教他們音標嗎？

美國對加拿大虎視眈眈

熟悉美國獨立後的歷史，就會發覺美國的成長，是靠不斷對外擴張和兼併各地，由原來新英格蘭地區的十三個殖民地（州）起家，直至五十年前，將百多年前以毫不光彩的政治手段吞併到手的夏威夷升格為州，至今共有五十個州。美國人天生自傲，未來，美國還會繼續擴張，到時出現第五十一、五十二州，一點也不出奇。

話說美國立國後的第一場對外戰爭，其實是自己主動挑起，藉英國在歐洲與拿破崙戰爭被拖著，既無瑕又沒有兵力保護加拿大，於是美國總統麥廸遜（James Madison）在 1812 年 6 月 18 日通過國會批准，向英國宣戰，大舉入侵上加拿大省（Upper Canada，即今天的安大略省南部），當時，美國前總統杰弗遜（Thomas Jefferson）也公開要求要兼併加拿大，將英國勢力逐出北美洲。

美軍曾經一度處於優勢，佔據多倫多及放火焚城，但當 1814 年拿破崙在歐洲戰敗之後，形勢發生逆轉，從歐洲增援的英軍，將美軍逐出加拿大，並且繼續南下，一度佔領緬因州和美國首都華盛頓，麥廸遜總統被逼逃到維珍尼亞州避難。1814 年 8 月 24 日，英軍縱火焚燒美國白宮，以報復之前美軍焚燒多倫多。

直至 1814 年底，兩國在比利時舉行和談並簽訂和約，1815 年 2 月麥廸遜總統簽署批准和約後，才正式結束持續三年的戰爭，各自回復原來的邊界。

在這場戰爭中，美國原以為自己是正義之師，滿以為當年美國獨立戰爭，因逃避戰禍走到加拿大地區的人，以及在魁北克的法裔人，都不歡迎英國的統治。但事實上，英裔加拿大居民多數是美國獨立戰爭後，流亡加拿大的保皇黨，傳統上效忠英國王室；而法裔加拿大居民是天主教徒，對美國的反天主教情绪一向厭惡，於是二者共同反對美國侵佔加拿大的企圖，再加上加拿大不承認奴隸制度，與印弟安人部落的關係較美國好得多，於是有不少黑奴逃到加拿大，加入英軍，而戰爭地區外圍的印弟安人地域，普遍協助英軍的後勤支援。

這場美加戰爭過了差不多二百年，但其實美國至今仍然對於加拿大的廣闊土地和天然資源虎視眈眈，尤其是加拿大西部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的林木和艾伯塔省（Alberta）的石油，美國在這兩個加拿大省份都有大量的投資，而自從魁北克獨立運動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活躍之後，美國更著意透過一些商人，試圖攏賂卑詩省和艾省的政客，倡議兩省退出加拿大聯邦，改為加入美國；這些美國在背後製造輿論的手段，在加拿大經已是公開的秘密。

美國在 1980 年和 1995 年的兩次魁北克獨立公投中，均表示中立態度，尤其是 1995 年公投之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罕有地干涉鄰國的內政，公開談及不希望見到魁北克獨立，但在加拿大人的眼中，克林頓此舉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上表達中立的姿態，試問克林頓在魁北克人中有多少影響力？魁北克人以 1% 差距否決了獨立，也不是因為克林頓的一句話。

歸根究底，美國是坐視一旦魁北克真的通過公投獨立，加拿大聯邦出現瓦解危機，屆時美國政府就有足夠理據，表明自己向來採取中立態度，加拿大聯邦瓦解亡國，與美國無關，一旦加拿大其他英語各省自決加入美國，美國便能漁人得利。

相比起二百年前，今天的加拿大英語省份與美國各州，除了政治體制外，無論在社會、民主、人權、文化、生活等領域上，差異越來越少，加拿大更在 1992 年，與美國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增進兩地經濟融合，而且加拿大在國際外交上，也與美國共同進退，因此兩國確有不少人認同在北美洲實在毋須同時存在兩國英語國家。

而且美國兼併加拿大西部省份，不單止獲得豐富的資源，在軍事上，亦可以解決阿拉斯加州與美國本土分隔開所造成軍事支援上的困難，促使加拿大卑詩省加入美國的話，阿拉斯加州以後便可以與美國本土連成一體。因此，美國政府骨子裏恨不得魁獨成真，樂見其成。

可是，魁北克人與美國人在魁獨問題上，利益方向是一致的，可是傲慢自視的魁北克人，普遍還未醒覺到，如果魁北克獨立，究竟能否在北美洲生存？

以加拿大 13 個省和地區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較，艾伯塔省排第二，卑詩省排第七，魁北克省排行第十，榜末的都是加拿大東部三個無論人口和地域均細小的省份。推動魁北克獨立的政客，其實十分清楚由於魁北克沒有優良天然資源，一向依賴貿易經濟，若果獨立後與英語省份交惡，將會嚴重影響魁北克的經濟發展，甚至「國家」的生存。

魁北克人的一大死症，是他們死抱法語文化，認為法語具優越性，殊不了解，在西半球，英語和西班牙語才是主要語言，法語在魁北克以外是全不流通，一旦獨立，在南北美洲各國的商人，有誰願意用法語與魁北克人做生意？

於是在 1995 年公投之前，當時的魁北克省長提出獨立後，仍希望與加拿大聯邦政府討論保留使用加拿大元，以及魁北克人保留加拿大國籍身份等，相當於承認了魁北克的自立存在問題和困難，可是，這個世界的政治，那會有這麼平宜又無本生利的事？

所以，早前法國總統薩爾科齊訪問魁北克，發表「兄弟論」，觸動魁北克人想「認祖歸宗」，不少法裔人的確希望魁北克回復成為法國的一部份，成為法國的一個海外省。

法國人對自己的語言文化非常講究，要是二三十年前，法國人會覺得魁北克人是他們的窮親戚，魁北克的法語經過二百多年來受到當地英語的影響，無論在用字和口音，都與法國本土法語存在偏差，這些元素都是過去法國政府一直不肯接受魁北克回歸的心底原因。

可是自從冷戰結束，歐盟各國經已認識到需要有更自主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毋須事事靠攏美國，以往魁北克鬧回歸法國，法國確實不想破壞與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但時至今天，法國與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站於同一陣線，與美國的關係，既是盟友，也是競爭對手，法國自然毋須過份避忌與美、加兩國的關係。

若果魁北克獨立後，生存出現問題，要求回歸法國的話，法國政府就可以有充份藉口，在被動的情況下，接收魁北克，將領土伸延往北美洲，令法國可以倚仗歐盟在背後的實力，加強對美洲各國的影響力，同時打破自 1823 年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為阻歐洲介入而提倡所謂美洲事務由美洲人自行解決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大大提昇法國的國際政治實力，因此魁北克的獨立，對法國潛在極大的政治利益。

哈珀向魁獨示弱：從薩爾科齊到訪魁北克講起

薩爾科齊在魁北克國民議會發表演說全部片段：
http://diffusion.assnat.qc.ca/video/CONF/CONF20081017NS.wmv

加拿大聯邦大選後不到一週，緊接是法國總統薩爾科齊的到訪，再次牽起加拿大和魁北克統獨問題的激烈爭論。加拿大的聯邦派認為總理哈珀對魁北克退讓太多，只會令魁獨勢力死灰復燃；薩爾科齊不想得失加拿大和魁北克人，試圖在魁省國民議會發表演說時中間落墨，表達支持加拿大團結，但被魁省的分離主義份子，認為薩爾科齊沒有支持魁北克法裔人的主權而感到失望，結果兩邊都不討好。

薩爾科齊到訪加拿大的一連三日，分別以歐盟輪任主席的身份，在滿地可出席加拿大與歐盟高峰會，然後到魁北克市，出席第廿二屆法語系國家領袖及政府高峰會議（22e Sommet des Chef d'Etats et des gouvernements de la Francophonie，峰會資料詳見 http://quebec2008.francophonie.org/ ），同時到訪魁北克國民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 du Québec），為慶祝魁北克市建城 400 周年發表講話。

從歷史角度而言，最早到達加拿大的是法國人，他們早於 1534 年抵達聖羅倫斯河一帶定居，並稱那裏為新法蘭西（Nouvelle France），到了 1608 年，法王亨利四世委任 Samuel de Champlain 為新法蘭西總督，並著令建立魁北克市，成立殖民地政府，至今剛好 400 年。

到了 1663 年，法王路易十四世宣佈新法蘭西為法國的一個省，自此 100 年後，即 1763 年，法國卻因為在「七年戰爭」中敗給英國，於是簽訂「巴黎條約」，將新法蘭西割讓給英國，英國便將此地改名為魁北克省。

雖然英國國會在 1774 年通過《魁北克法令》，保留了魁北克地區的天主教和法語文化不受威脅，但此後接近 200 年的日子裏，魁北克省的政治經濟，實際上操控於該省保守的天主教教會，少數英裔專貴，或親英裔的法裔人手裏，情況就有如 1949 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以後，外省人在台灣壟斷政治經濟令本土人抬不起頭一樣；於是，社會地位被壓逼的結果，導致民族對立的恩怨不能化解，最後到了 1960 年代尾引發起大規模的魁北克獨立運動。

1967 年，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在滿地可世界博覽會舉行期間，在滿地可市議會發表演說時，多口講了一句 "Vive le Québec libre!"（自由的魁北克萬歲！），結果引發起魁北克法裔人的民族情緒，個人身份定位由 Canadien(ne)s-français(es) （法裔加拿大人）變成了 Québécois(es)（魁北克人）。

到了 1974 年，魁北克國民議會更加通過《官方語言法令》，法令中規定法語是魁北克唯一的官方語言，變相廢除了英語在魁北克的官方地位，其後，省政府的 Office québécoi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魁北克法語辦公室」更將之推廣至商業和日常生活層面，例如規定街道的指示路牌、商店的門牌、公開展示商業廣告標語等等，通通必須使用法語。

之後在 1980 年和 1995 年分別搞了兩次爭取獨立的公投，1980 年的公投有 40.44% 支持，但到了 1995 年，支持獨立的人上升至 49.42%，只差 1%，加拿大今天的歷史就會完全不同。

在加拿大聯邦政府層面，1960 年代末之後，執政黨都傾向刻意挑選魁北克人，或由魁北克選區出身的議員擔任總理，以平衡魁北克的分離壓力，例如前總理杜魯多（Pierre Trudeau），穆朗尼（Brian Mulroney ），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馬田（Paul Martin）等，幾乎全部一律與魁北克省有關係。

但現任總理哈珀卻是來自西部的艾伯塔省，他在任兩年多期間，已不斷釋出對魁北克的善意，例如在 2006 年在下議院帶頭通過魁北克在加拿大中具有國家（nation）身份的議案，又在 2007 年容許魁北克以獨立身份加入 UNESCO（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組織），這些都是聯邦派人批評哈珀向魁獨勢力示弱的例子。

哈珀的做法，正中現任魁省省長莊社禮（Jean Charest）的下懷。莊社禮在政治上可謂是哈珀的前輩，雖然他以魁北克自由黨黨魁的身份擔任魁省省長，但他過去從政大部份時間，都是過去的進步保守黨（Progressive Conservative）下議院議員，在 1993 年的聯邦大選中，當時執政的進步保守黨慘敗，在下議院僅餘兩席，莊社禮就是其中一名倖存的進步保守黨議員，他後來還臨危受命擔任進步保守黨領袖四年，直至 1997 年大選之後，他退出聯邦政壇，返回自己家鄉省份繼續從政，獲邀擔任魁省自由黨黨魁，2003 年起出任魁省省長。

過去幾年，莊社禮藉著他過去在聯邦政府內閣的工作經驗，大力推廣魁省與其他國家的聯繫。魁省政府的架構中，自 1967 年起便設立了「國際關係部」（Ministè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見 http://www.mri.gouv.qc.ca/en/ ），等同一個「影子外交部」，今次藉著魁北克市建城 400 周年，籌辦法語系國家高峰會議，就像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一樣，大搞務實外交，試圖自我提升至獨立國家的地位。

在這場聯邦政府與魁省政府的內部角力中，哈珀最敗筆的，就是魁北克建城 400 周年慶祝盛典，竟然沒有邀請自己的國家元首，身兼加拿大女王的英女王伊利莎伯二世出席，而是垂手讓予莊社禮，邀請了魁北克昔日宗主國（法國）的元首出席，大有雀巢鳩佔之意。

而且，莊社禮不單止邀請了薩爾科齊到魁北克國民議會講話，成為 400 年歷史以來，首位在位法國元首到訪魁北克議會，而且更與法國簽訂了雙邊加強專業人才交流的 Entente France-Québec sur la reconnaissance mutuelle des qualifications professionnelles「魁北克 - 法國互認專業資格協議」。當然，若果沒有加拿大聯邦政府的讓步和同意下，魁北克又怎能與法國簽署相當於國與國對等條約的協議書？

莊社禮在歡迎薩爾科齊的講話中，不斷以歷史背景和同種語文來強調魁北克與法國之間的關係，又強調 ".... le Québec puise en France une part essentielle de son identité.... de l'histoire, même un silence de deux siècles n'ont jamais rompu notre lien."（魁北克在身份上源自法國的實質部份....在歷史上，即使經歷兩世紀的沉寂也不能洗刷我們的連繫。）。

薩爾科齊在演說中，講得興起時又說 "... je dirais que les Canadiens sont nos amis, et les Québécois, notre famille. Et les peuples français et québécois sont comme deux frères, séparés un temps par le destin mais réunis aujourd'hui par un dessein commun, ..."（我形容加拿大人是我們的朋友，而魁北克人，我們的家人，法國人民和魁北克人民就有如兩兄弟，時間和距離分開了我們，但今天基於共同目標再次連繫一起）。

加拿大的報章，大部份都對於薩爾科齊在魁北克議會那些等同支持魁獨的誘惑言論輕描淡寫，只集中提及薩爾科齊所謂呼籲一個更團結和包容的加拿大，實在是駝鳥政策，掩耳盜鈴，這樣對化解國內分離主義壓力的問題毫無幫助。

另一邊廂，魁北克人也曾經有意見，除了獨立之外，也希望重回法國的大家庭，與法國合併，可是過去 40 年來，法國歷任政府除了在外交上不得不與魁獨保持距離，以免影響與加拿大的關係，以及在冷戰時代破壞北大西洋公約各國之間的團結。而且在六七十年代，歐洲工業和經濟蓬勃發展，相比之下，魁北克就如一個鄉下的窮親戚，魁北克人所講的法語口音，經過 200 多年的分隔，與本土口音經已不同，所以法國人當時對魁北克要求回歸，表現相當冷淡。

但如今東西方冷戰早已結束，北約和歐盟版圖東擴，歐洲諸國努力尋找自己的獨立的外交路線，不一定要與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或加拿大的支援，如此一來，薩爾科齊的講話，有沒有弦外之音，法國政府對魁北克獨立，或甚至回歸的態度有否轉變，是一個十分值得注視和探討的課題。

加拿大大選結果分析

香港時間星期三舉行的加拿大國會下議院選舉揭曉，一如所料，總理哈珀領導的保守黨在下議院保持第一大黨的地位，但我屋企所在的溫哥華南選區，仍然被自由黨穩守著，但在卑斯省列治文選區，自由黨的現任華裔議員陳卓愉（Raymond Chan），卻敗給另一名香港移民，代表保守黨的黃陳小萍（Alice Wong）。

今次大選之後，保守黨仍未能在 308 席的下議院過半數，只取得 143 席，較大選前多取 16 席，但依然是一個少數政府；而自由黨（反對黨）則由 95 席下跌至 76 席，喪失 19 席。魁北克人黨（Bloc Québécois ）維持第三大黨的位置，但他們的 50 席全部都是來自魁省。政治上屬於左派的新民主黨（New Democrats）今次由 30 席增至 37 席，是議席增長上的大嬴家。

大選後維持少數政府，意味著保守黨的施政仍然不會暢順，向國會上下議院提交法案存在隱憂，但自由黨的議席進一步下跌，亦反映選民肯定總理哈珀的施政，一般估計如果哈珀能夠帶領加拿大走過環球金融海嘯的衝擊，很大機會不等到四年任期結束，在有利的時機下，提前舉行大選，尋求二度連任。

自由黨有 21 位現任議員在大選中敗陣，其中 16 位敗於保守黨，5 位敗於新民主黨。相比之下，保守黨只有 4 位現任議員落敗，其中比較觸目的，要算艾伯塔省 Edmonton-Strathcona 選區，保守黨現任議員僅以 0.9% 選票差距敗於新民主黨對手，打破 2006 年大選後，保守黨壟斷艾省全數 28 個議席的局面。

保守黨在安大略省南部和西部，從自由黨手上奪取了 9 個議席，可是大多倫多市（Greater Toronto）依然是自由黨的票倉，該地區共有 23 個議席，保守黨竟然一個也攻不下。另外，保守黨也在紐芬蘭省一敗塗地，原有的 3 席全軍覆沒。

在國會層面上，保守黨不過半將會令哈珀倡議的上議院（Senate）改革受到阻滯。加拿大的上議院跟隨英制，全數委任，採用終身制（實際任期至 75 歲退休為止），一向是退休政治顯貴俱樂部。上議院有 105 席，現時只有 89 名上議院議員，有 16 席懸空，由於過去自由黨 13 年執政期間有多名上議院議員退休或過世，藉此委任了多名自由黨人進入上議院，因此現時上議院中，自由黨佔 59 席，而保守黨只有 24 席。

由於加拿大憲法規定，法案必須經國會兩院通過，上議院雖是個橡皮圖章，在國會慣例上不會否決下議院通過的法案，可是涉及上議院改革，將上議院改為全部民選，涉及現任上議院議員和反對黨的切身利益時，可能是另一回事，一旦發生上議院不同意下議院時，便會產生憲制危機，處理不宜，哈珀自己也要下台，所以除非保守黨在下議院過半，等同獲得大多數民意支持的情況下，改革才會容易。

而在政治版圖的層面上，保守黨雖然在安省有進展，但離不開以哈珀為中心的西部和中部內陸省份支持，在魁省和東部大西洋省份，尤其他們在大多市和紐芬蘭省一席也拿不下，足證哈珀始終無力恢復過去保守黨先賢在東部的支持。魁北克獨立運動向來是加拿大東部的敏感核心問題，執政黨在這些地區缺乏議席，也反映出東部選民對保守黨的政策沒有好感，無論哈珀如何營造團結和解的氣氛，分離主義的陰霾始終存在。

2008年加拿大聯邦大選

同樣有很多香港移民的加拿大，明日（十月十四日）將舉行大選，可是傳媒大多集中注意美國的大選，就連本年初澳洲，在香港也有顯注報導，相比之下，加拿大向來在國際事務上，被視為是美國的附庸，國雖大，但地位卻不高，香港傳媒如此取捨，也是無可奈何。

保守黨在 2006 年大選後，在自由黨手上重奪失落 13 年的政權，這可以用「奇蹟」二字形容。奇蹟一：保守黨以國會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少數政府（主要是西部省份支持）而能夠達到穩定執政，順利提升公眾支持，在政治上最有利的情況下，總理哈珀要求加拿大總督解散國會下議院，希望透過大選使保守黨成為下議院大多數的執政黨。

但更大的奇蹟是：一個政黨如何經歷大選導致幾近崩潰滅亡，浴火重生，利用 13 年時間，重新爭取選民信任，再次上台執政。

1993 年聯邦大選，當時的進保保守黨（Progressive Conservatives，俗稱 Red Tories，現時保守黨的前身）在前總理穆朗尼（Brian Mulroney）9 年執政之後，因為經濟政策失敗，失業率最高升至 10%，社會福利推累聯邦政府債台高築，竟然在 1991 年經濟最低迷，失業率最高企的情況下，推出不得民心的銷售稅（簡稱 GST），使加拿大人不得不以選票更換政府。

進步保守黨之前在加拿大下議院 295 席中，佔過半數的 169 席執政，可是加拿大選舉實行單議席單票制，當執政黨在每一選區的選票都不過半時，就標誌著要被選民掃出下議院。進步保守黨結果慘敗，在大選後失去 98% 的議席，只餘下 2 席，連「官式政黨」（加拿大法律規定在下議院擁有 10 席或以上才可稱為 Official Party）的資格也失去，幾近等同滅亡。

當時有一些原本是親進步保守黨的右傾人士，因為不滿進步保守黨的經濟政策，於是聯同一些退出進步保黨的人士，組成了改革黨（Reform Party）。當年 28 歲的哈珀也是其中一位退出進步保守黨後，成為改革黨發起人之一，及後在 1993 年，年僅 34 歲就當選加拿大國會下議院議員。

由於改革黨被指立場極右保守，政治上過份靠攏美國，因此該黨在加拿大政治十分反覆，在下議院一直維持五六十個議席，持續只有兩成民眾支持，為尋找政治生存出路，他們不得不透過號召集結以往進步保守黨的支持者，重組保守黨勢力，結果在 1987 年成立後的僅僅 13 年便告解散，在 2000-03 年間，改組成較鬆散的「加拿大保守聯盟」。

2004 年，「加拿大保守聯盟」從新重成保守黨（俗稱 Blue Tories，作風仍較過去的進步保守黨，無論在經濟政策以至內政福利方面都偏向右傾），哈珀獲推舉為保守黨黨魁，並帶領保守黨在 2004 年聯邦大選中，成為下議院第二大黨，於是哈珀成為國會反對黨領袖。

哈珀在 2006 年出任總理之後，放棄過去進步保守黨的不少包袱，也洗革自由黨執政年代政治死水的風氣，做出不少大膽舉動，例如提出改革加拿大國會上議院（Senate），廢除上議院遵從英國的委任制，改為直選制，以加強加拿大民主政體的認受性，但此舉須透過修訂加拿大 1867 年憲法，程序複雜，政治上亦存在爭議。

內政上三項驚人之舉包括：（一）2006 年 6 月在國會通過提案，鄭重以整個聯邦政府的身份，向 1885 年至 1923 年間歧視華裔移民而實施「人頭稅」之下的受害者，向全體加拿大華人道歉；（二）2006 年 11 月，又在國會提案，承認魁北克在加拿大之內，享有國家（nation）地位，以舒緩法語系的魁北克爭取獨立的壓力；（三）上任後三個月向國會提交聯邦財政預算案時，宣佈將 GST 由 7% 調低至 6%，雖然同時將基層入息稅由 15% 升至 15.5%，但又同時大幅增加基層家庭未成年成員的免稅額和教育福利，透過刺激消費推動經濟增長。

尤其在現時全球經濟環境急劇惡化的情況下，加拿大維持保守的經濟政策，維持小政府和市場主導，壓抑政府開支以減輕政府成為納稅人的負擔，相信都是現今加拿大人樂於授權哈珀和保守黨繼續執政的主導原因。

哈珀的選舉網頁：http://www.conservative.ca/EN/1002/

政黨合併是一種政治交易

民主黨與前線合併在即。政治上的事，從來都不是「義」字當頭，裏面若果沒有涉及利益，誰會願意做呢？

商場上的合併，通常是透過重組精簡架構，達到降低成本，增加利潤，提昇管治效益；可是政治上的合併，卻往往與金錢和管治拉不上關係，所謂政治利益，目的都在維護或增強既有的政治能量或影響力，為組織延續政治生命注入動力。

單仲偕向報章透露，民主黨曾經邀公民黨談合併，但對方沒有反應。這似乎是必然的結果。公民黨尚是一個年青的政黨，而且該黨在政治光譜中位置清晰，領導層盡是社會上的尊業精英，對中產和年青社群有強大的吸引力，具備較廣闊的發展空間。

相比之下，民主黨和前線顯得垂垂老矣，雙方本質上均離不開第一代領導不肯放權的局面，導致過去幾年不斷發生內耗的爭議，加上「大佬文化」當道，年輕有志參政者，若不識時務，依傍權位者而上，那會有出頭天？於是難以吸引具質素和活力的新血加入，組織發展停滯不前，梯隊斷層的情況相當嚴重。

民主黨的前身，是一九九零年由太平山學會和民協人士合組的港同盟，及後於一九九四年港同盟與匯點合併，組成今天的民主黨，因此民主黨對組織之間合併之舉，並不陌生，但分別的是，先前兩次合併，是為了進一步壯大組織，為團結整個民主派而做。

民主黨成立之初，確實是對推動香港的民主充滿壯志，在一九九四至九五年的三級議會選舉中大勝，最輝煌的時期，在立法局內坐擁十九個席位，幾乎是議會的三份之一。

可是升上政治高峰之後，民主黨的高層開始靠攏建制，戀棧權位，不肯推行世代更替，最明顯的是二千年，民主黨由三位黨內元老（張炳良，林鉅成，黃震遐）合撰俗稱「三老報告」的改革建議，提倡黨內限制立法會議員只能連任兩次，即最長十二年任期，以促進世代交替，延續組織的活力，對一個發展中的組織而言，這已不算是急進的交替措施，可是掌握者卻刻意將之擱置。

大家有眼見，民主黨大部份仍坐在立法會議事廳者，都是一九九一年當選，至今十七年，還要多做四年，即合共二十一年，其中還未數算何俊仁、李永達、張文光、涂謹申之流，四年之後是否仍然厚顏繼續參選。

對於一個上層如此老化的組織而言，若不是香港政制停滯二十年，立法會議席空間有限，選民為了監察政府和平衡避免保皇黨坐大，很多時是無可選擇地，原諒和放生了民主黨，卻使民主黨高層錯誤解讀選民的信息，認為民主黨仍然能夠充份獲得選民的授意，並且在泛民主派中維持領導的角色。

今天，民主黨吞併前線，能否如羅致光所說，有利團結泛民主派，實在很成疑問！至少，在短期內，民主黨表面上是壯大了，但前線的成員中，不少過去也曾加入過民主黨，因在不同層次上意見不和而退出的人士，合併的結果只是塘水滾塘魚，領導層自我感覺良好。

合併可以為民主黨帶來新氣象嗎？對民眾有吸引力嗎？未來有新血願意加入嗎？我的答案，是三個「不」！簡直談是上是一個新瓶，只是舊瓶舊酒一壺。

前線的成員避免在滾滾政治流水中被進一步邊沿化，民主黨為鞏固在泛民主派中「一哥」的地位，雙方合作聯手遏制民主黨內的改革聲音，確保兩個月後民主黨領導層改選中，維持大佬專政領導的角色，於是雙方協議安插劉慧卿出任民主黨副主席，亦確保前線一些成員，在合併後能夠在領導層分一杯羹，如此種種枱底協議，誰說不是一宗政治交易？

令人討厭的售貨員

上星期六下午到中大參加完一個教育研究會後，到沙田與舊同學食飯，路過新城市廣場內一家品牌商店，舖前展示了數隻設計精美的 Poljot 手錶，吸引我這個錶迷走過去一看。

商店售貨員於是趨前向我介紹：「... 這款德國手錶係我地店獨家發售 ... 」德國？獨家？於是我問她：「Poljot 不是俄國牌子嗎？」售貨員繼續說：「係德國牌子，佢地請咗俄國錶師設計，所以有俄國風格 ...」Oh, my God!!!

老實講，售貨員雖不是專業人士，但要求他們對店舖出售貨品有基本認識，並不過份，尤其對於一些中高檔的產品（例如：手錶、餐酒等），售貨員（甚至店舖本身）沒有做好功課，把貨品的內涵胡說一通，以為容易過關，誰不知客人當中，除時有卧虎藏龍之輩，售貨員的西洋鏡隨時被拆穿得體無完膚。

所以，我尤其討厭那些厚顏亂車大炮，還要不斷向你硬銷的售貨員，你只會更覺得她低俗無比，語言無味。於是我之後不發一言，即使對那裏的手錶有意，也覺不值得在這類低質素的店舖購買，送錢給他們賺。

對俄製手錶有認識的朋友，都會知道 Poljot 並非一個新品牌。Poljot 在俄語中是「飛翔」的意思，在蘇聯時代，二次大戰之前經已出現，與另一軍錶品牌 Vostok，在著名的莫斯科第一錶廠生產。俄製錶其他有名的品牌，還有 Slava, Raketa，以及專製懷錶的 Molnija 等。

蘇聯解體以後，以前國有的手錶廠，都要轉營面對市場。老牌的 Poljot 早已放棄過往老套的軍錶款式，與其他前東德國有化的老牌錶廠（例如：Glashütte）一樣，走高檔貴價錶路線，利用過去共產時代的神秘感，成功吸引歐美手錶愛好者的注意，這兩年與 Vostok 齊齊進軍香港市場。

所以，Poljot 與德國一點關係也沒有，更不是只在沙田那家品牌商店獨家發售。

同樣的情況，有時候在wine cellar中也遇過，賣法國酒、意大利酒的不諳外語，將酒莊名、酒區名亂咁講，例如我試過在一間城中知名的wine cellar中，遇到售貨員將Margaux（瑪歌，法國酒區）的 [x] 尾學英語一樣（例如：box）發出 [s] 聲，而不知法語 [x] 尾不發聲，又將意大利 chianti 的 [ch] 以英語併音讀出，又不知意大利語的 [ch] 相當於英語的 [k]。

如今香港已全面取消了餐酒稅，正吸引全球餐酒愛好者的注意，真不明如果有外國遊客走入這家知名wine cellar時，那裏的售貨員可如何與外國客人溝通？

遇到這些情況，實在反感之極！誰說香港是Asia's World City？？香港售貨員的「大鄉里」表現，虛有其表，與國內弄虛作假的 A 貨，又有甚麼分別？

對《維特》失望

對法國十九世紀音樂家馬斯奈（Jules Massenet）的認識，就只有他最為人熟悉的，出自其歌劇Thaïs《泰爾斯》裏，名為Meditation（沉思）的音樂片段，當知到今年「法國五月」（Le French May）會上演馬斯奈的Werther《維特》時，曾對這齣歌劇有一定的期望。

但上星期五欣賞《維特》之後，也令我明白為何馬斯奈的歌劇至今甚少被人留意。

從作曲和配樂技巧而言，馬斯奈的音樂屬於大師級，可是與他同年代的作曲家，例如威爾弟（Verdi）、比才（Bizet）、唐尼采弟（Donizetti）比較，馬斯奈的《維特》的確完全欠缺歌劇應有的色彩。

朋友力奇兄形容，欣賞歌劇除了音樂和表演者的唱功之外，還應包括舞台上可以展現的視覺效果。我十分認同力奇兄的見解。

《維特》從故事到音樂無疑十分浪漫淒美，但該劇四幕過於單調，平舖直敘，毫無起伏，就有如你在三小時內享用同一款甜品，初嚐幾口，你定會覺得十分美味，但不停食下去，漸漸就失去了新鮮感，甚至覺得厭倦。

例如《維特》第一幕提及過的一場舞會，第二幕在教堂廣場上正為牧師夫婦慶祝金婚為背景，作曲家明顯沒有利用這些聚會場景，為此劇帶出氣氛，好讓男女主角的出場穿插其中。

此外，早《維特》一百年前莫扎特歌劇裏的多重唱作曲手法，經常採用搭訕和鬥咀模式來產生生動的效果，但《維特》各場二重唱、三重唱，都是簡單的一唱一和對答形式，自然使聽眾覺得平平無奇。

就正如去年「法國五月」上演古諾（Gounod）的歌劇《羅密歐與茱麗葉》，連續兩年都令我失望，然而，具水準的法國歌劇作家又真是不多，不是比才，就是奧芬巴哈（Offenbach），看來大家以後想在「法國五月」看到精彩而又賞心悅目的歌劇，機會實在有限！

預告：

今年九月在文化中心將上演威爾弟的Don Carlos《卡洛王子》，在音樂和場面方面，我敢寫包單，一定比《維特》好得多。

主流派在「奧步」

白鴿黨甄選出戰九月立委的特別會大明天（三十日）就要舉行，黨內主流大老們卻在此刻「奧步」（台語，即廣府話的「出彈弓手」），馬丁、偉哥分開宣佈退選，冼雞又被安排安降港島，這些都是從上而下的指令，又幾時有同黨內基層商量過？

白鴿黨本來是有一套立委甄選出戰的制度，經過這些黨內大老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按本子辦事，黨內制度的信譽經已徹底破產。主流派對外要求大陸和特區講法治，黨內卻不顧法治，正是「待人以嚴，律己以寬」的真實寫照。

大家尤記得去年馬丁在一個電台訪問中，首次提及不再角逐的問題，他當時卻明確地指出，服膺黨的決定，但到最後，如果馬丁退選，確實是黨的決定，那這個決策又是通過那些機制所作出？如果不由黨的決策，那麼馬丁就是食言。橫看豎看，這是都是「大老文化」的體現。

又看冼雞空降港島，只為避免冼雞和逃小新在九西「同室操戈」的尷尬？一旦冼雞空降港島作實，主流派提拔金威上位的謊言，就會不攻自破，金威就會第三度被犧牲（2000年港島補選、2007年港島補選、2008年換屆選舉），馬丁解釋「退位」是要讓新人有機會，而冼雞當上立委經已13年了，還算新人嗎？

過去幾個月以來，根據甄選制度所作的內部諮詢和民調工作，難道只是一場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主流派和執政的黨內大老何來尊重黨內機制？只是大老的一個個人決定，所有制度都要靠邊站，誰說白鴿黨不是一個主流派的私人會所？不是一個人治的組織？

如果明天的特別會大上，白鴿黨基層會眾還可以接受這麼粗暴的手段，這些跨越制度的安排，就真正是白鴿黨的悲哀，是香港政黨發展的悲哀，永遠跳不出家長制的政治文化，又難怪大陸認為香港政黨政治不成熟，原來白鴿黨的內部操作，跟他們共產黨沒有兩樣。

政治手段，從來都不可能「無端端」發生，這麼重大的決定，事先一定經過蘊釀，其中涉及得與失，利與弊的精算，一定有其希望達至的目標方向，那些目標方向究竟是甚麼？飯民大老們的決策一向與共產黨同出一轍，就是透明度極低，如果估計沒有錯，馬丁退選後所伸延出的故事，還會陸續有來。

持續寒冷

2008年1月30日晚上的陰雨天氣下，天文台溫度計的讀數終於降至攝氏10度之下，低見8.5度，這是2006年3月14日（9.0度）之後的第一次，差不多整整兩年未出現過如此寒冷的天氣。

在整個七十年代，本公公的幼稚園至小學階段，每年冬季，氣溫降至10度以下十分等閒，5至6度的天氣並不旱見。翻查記錄，1974年2月25日，天文台錄得最高8.8度，最低5.8度，翌日早上更降至4.2度，這三個數據至今仍是自1881年有記錄以來，2月25-26日最極端的寒冷天氣。本公公對該兩天早上起床爭扎上學，戶外寒風刺骨的慘況，依然記憶猶新。

今回持續超過兩個星期的寒流，自1月11-12日在華中開始發展。1月12日晚本公公身處台北，親身感受到那異常強勁的北風，入夜後降溫十分急速；1月13日台北陰雨。冷空氣兩天後抵達香港，氣溫緩慢地持續下降。

翻查一週以前天文台的「七天天氣預報」，曾預佈昨天（30日）氣溫稍為回升，可有17度，但有不少氣象發燒友都認為，天文台今回預測大大失準，令人聯想起去年天文台長曾預警隨著全球暖化趨勢「香港再沒有冬季」，這評論猶如一副政策框架，會否導致科學化的天氣預報也趨向保守？總幻想香港不再凍，死不悔改，令香港市民大失預算。

反觀國內的天氣預報，經已再見不到「報喜不報憂」的惡習，上週已不斷預報華中至華東的降雪持續，並預計寒冷的氣候可能維持至二月中旬，看來國內天氣預報的可信程度，還較香港天文台為高。

因此，在北京的領導人早已知到今次雪災的嚴重性，當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上星期出現於廣州車站廣場外，問外省民工會否退票之時，領導們其實心裏有數，坐在廣場的民工，他們大部份根本沒有可能回鄉渡歲；當然，領導們一時間實在難以直接將這個殘酷的事實，告訴廣場上數以十萬計心急如焚的回鄉客，因為隨時觸發騷動，所以當廣州車站廣場上的人數稍為退卻之後，上頭才夠膽讓溫總安全地親臨廣州站視察和慰問仍在站外守候著的渡歲客。

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暖化，平均氣溫不斷上升是不爭的事實，但總不致於否定今天再有機會發生極端寒冷環境的可能性。香港冬季的寒冷天氣，除了受著內陸的大陸性反氣旋，將西伯利亞的冷空氣帶到中國南方以外，與西太平洋的水溫也有互動的效果。近日新聞提及的「拉尼娜」現象（La Nina），是指西太平洋的水溫較一般正常為低。

因為地球的自轉，西太平洋的水流是以順時針方向流動，從東南方向為華南地區帶來溫暖的氣流；每年冬季至春季之間，冬季季候風與來自西太平洋的暖空氣相角力，形成「冷峰」（cold front）來臨前的溫暖潮濕天氣，當「冷峰」經過時，往往出現達攝氏十度或以上的溫差，帶來時暖時冷的天氣。

可是現時西太平洋的水溫偏低，不足以帶來形成「冷峰」的東南暖流，而北方的冷空氣隨著高壓脊的擴展，長驅南下，如入無人之境，當抵達華中至華南濕度較大的地區，於是容易發展出雨雪的天氣，使今年南方降雪的情況，竟較北方嚴重得多。

國內氣象專家預測，北方冷氣團的發展還會持續至二月中旬，更冷的天氣尚未來臨，大家倒不如放長雙眼，看看我們保守的天文台，與國內氣象專家的下一回較量，又是誰勝誰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