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正回憶：序言

從香港培正中學畢業離校至今，差不多 25 年了。興之所至，忽然想把自己對培正的回憶和少年時代的印記，在記憶尚存的今天寫下來，以免老來患上痴呆，失去這段記憶而深感後悔。

培正最優良的傳統，除了自 1924 年起設立每屆畢業生級社制度之外，就是每年召集畢業離校 25 年的校友，回到母校接受銀禧加冕，成為培正中學的「元老」；這種培正的特有文化，促使母校與校友維繫感情，產生強大的凝聚力和強烈的歸屬感。

我和父親（1952年級偉社）兩代都是培正舊生，還記得就讀培正小四那一年，親睹父親回校參加謝師宴慶典，晉升培正元老的一幕，當年卻從未想過，時光是如此飛逝，轉眼快要輪到自己。

對畢業銀禧加冕的重視，仿如培正人與生俱來的本能，到時到候在內心呼喚著你，一時之間，級社重聚活動越來越多。隨著 facebook 的普及，便利了很多二十多年不相見的老同學，互相聯繫起來，也有在這個園地裏重遇培正的老師。於是，大家自動自覺地務要組織起慶祝畢業銀禧的籌備工作，級社在 facebook 的群組也變得熱鬧起來。

於我而言，在培正的回憶可是傷心多於愉快。中一中二兩年，我都是全級其中一名優異生（各科平均成績都達 80 分以上），但到中四那年成績滑落，最終留級，成為成長中一個很大的轉折點。

由於未能與自小學起一同成長的同學同年畢業，自己從原屬的級社，轉到下一屆級社，於是有好一段時間，個人在同學社群中的角色和屬性變得模糊，情感上難以接受，對自己心理和成長都因而受到影響，情緒上為逃避失敗的現實，個人變得十分自我中心，孤癖離群，木納寡言，同時也發展出較偏激極端的批判思考，直接影響自己日後的性格發展。

「滿招損，謙受益」（出自《尚書．大禹謨》）是我小六畢業時候，一位培正小學老師在紀念冊上的題字，至今三十年後回首過來，確是恒真的哲理名言。

刻下，我只想隨心書寫一系列「培正回憶」的種種片段，卻沒有預算過將會有多少篇。除了在 facebook 連載之外，我亦會將文章轉貼到自己的個人網誌之上，畢竟個人網誌荒廢多時，是時候重新磨練自己書寫的恒心，也將自己少年時的瑣碎事，並當年作為一個中學生如何看人際關係、老師、學校、教育制度及社會等。

我希望把這些自己的回憶片段，與老同學們和老師們分享，當中某些回憶片段偶有尖酸刻薄的描述和批評，都為了如實反映一個中學生面對問題的心路歷程，也想盡力做到以今天客觀的角度回望那一段歷史，不怕將自己真性情的一面表露出來。我深信認識我多年的朋友，應可以接受我的文筆，亦期盼著各位辛辣的回應，把我從牛角尖裏面拉出來。

2009 年 4 月 16 日

連續七次補選落敗

故友譚月萍今年八月底病逝，她的黃大仙慈雲西區議會議席，結果民主黨在補選中未能保住這個議席，最後敗在民建聯手中。這次已是過去五年以來，民主黨在區議會補選中連續第七場敗仗。

民主黨對上一次在補選中勝出，要數 2003 年 4 月 6 日深水埗區議會美孚選區補選，當時政府正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進行諮詢，梁愛詩、葉劉淑儀等高官的言論令全港市民嘩然，尤其在美孚這些中產社區進行選舉，當時的社會氣氛本應對親建制派十分不利，民建聯派出重量級的立法會議員楊耀忠參選，與民主黨的王德全在知名度上有很大的距離，然而在當時社會形勢對泛民主派十分有利的情況下，王德全亦僅以 849 票對楊耀忠的 840 票， 9 票之微險勝。

五年前反廿三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對 2003 及 2004 年的區議會及立法會換屆選舉影響很大，據我了解，左派在 2003 年底區議會選舉大敗後，迅速檢討敗選原因，痛定思痛，派了一群幕後精英到美國取經，學習外國發展成熟的選舉策略及管理，汲取了先進的選舉技巧，並且在 2007 年區議會換屆之前，將他們學到的理論，於在每次補選中實踐出來，化為實戰經驗，為換屆選舉打下基礎，最終在去年 11 月，將泛民主派打得落花流水。

當民建聯每次在補選中勝出，民主黨那班窩囊的領導層，無論對內對外，都只懂將敗選理由，推諉於對手背靠內地，資源豐富，又有錢又多人，懂得收買人心，而民主黨是個窮黨，沒有錢人又少，資源有限，難以匹敵。

可惜過去連續六次補選敗陣，民主黨都沒有好好的深入反省個中真正的原因，於是出現第七次敗選，並不足為奇；若果民主黨再不反省，從選舉管理制度上作出改革，可以說，以後再遇上這種小區單打獨鬥的選舉，民主黨都會落敗，成為定律。

今次補選的慈雲西選區，過去 14 年來一直是由民主黨代表，已故的譚月萍在區內辛勤工作，與慈樂邨街坊十分親近，是高民望的社區領袖，她自 1999 年當選之後，連續兩屆高票連任。今次補選中，民主黨的候選人呂永基（30 歲），以「延續譚月萍生命光輝」為競選口號，希望打出溫情牌，以吸納原來譚月萍的支持者的選票，自身的賣點是年青實幹，說穿了，即是告訴大家，呂永基這位小伙子斤兩不多，學歷普通，只在社區和政圈打滾，欠缺社會經驗，要依靠先人的「老本」。

反觀對手，民建聯的袁國強（46 歲），說自己是註冊理財師。他去年 11 月曾經挑戰譚月萍，最終落敗，但他沒有就此放棄，繼續留守在社區工作，相信袁國強當時也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有幸在一年之後，這麼容易就奪取得到民主黨十多年的堅固陣地。

即使不論呂永基和袁國強二人的地區工作成績和實力，其實從基本背景和策略上，早已知到民主黨在慈雲西補選這一關絕不易過，而且選擇了呂永基出戰，更是敗選的其中一個重要關鍵。

首先，政治之事並不高尚，政治的運行規律，最基本是講求實際的利益，這個道理無論放在政客之間，仰或是政客與選民的關係，都是一樣。香港的代議政制發展了四份一個世紀之後，選民的投票意識，其實經已非常成熟，在一場選舉中，「人」的因素極度重要，尤其在越是小圈子的選舉（區議會比起立法會，算是小圈子），選民的投票取向，單靠政黨的影響其實不大。

俗語有所謂「人去茶涼」，放諸選舉，選民以前投了譚月萍的，即使明知呂永基是譚月萍的繼任人，支持者的選票也不可能百份之百全數過戶，這是因為選民與譚月萍的關係，和選民與呂永基的關係，根本是兩回事，情況就一如立法會九龍西選區，親左派選民無人不知李慧琼是曾鈺成的弟子，但曾鈺成走到香港島參選後，李慧琼也不可能盡取過去曾鈺成同樣數目的選票。簡單說，換了人，票數必然出現折扣，問題只是折扣的多與少而已。

其次是比較呂永基和袁國強的年齡與社區的關係。談到「年青實幹」，這一招在某些投票取向較理性的社區（例如中產、專業人士人口佔明顯比例的社區）有一定的作用，但慈樂邨的人口正在老化中，於是對於區內的長者選民而言，候選人過份年青反而成了選舉致命的其中重要原因，這是由於長者容易認為年青人少不更事，即使呂永基三十出頭，也可能從表面判斷他入世未深，相比之下，袁國強的年紀剛步入中年，予人較成熟穩重的感覺，很明顯，呂永基在那群不大理會政黨政綱的選民中，必然處於劣勢。

再三，袁國強在去年敗選後繼續留守社區，持續和不懈的社區工作先穩固了自己過去的票源，於是比起對手，有更大的空間開托新票源，尤其是上述支持譚月萍但未必支持呂永基，較游離的一群，當這種對手的折扣效應越大，袁國強爭取的空間也越大。呂永基無論在年齡和在慈樂邨的工作根基方面，都是很大的弱點，民建聯通常利用「耳語」方法，支持者在邨內透過人與人的交談「唱衰」對手，同時可製造羊群效應的心理，將選擇意志薄弱的選民拉到自己的一方。

最後，民主黨就是敗在自己落伍的選舉操作上。現時英國、美國、加拿大的選舉，都經已發展出具效率的管理和操作模式，基本上要做到候選人明確清楚知到他的支持者在那裏，否則就難以維持與支持者的關係和聯繫，鞏固票源。

左派現在使用的技術，只是透過在支持者中，尋找若干精英義工作為候選人的聯絡人（也可稱為「針」），然後透過責任方式，每名聯絡人固定負責某數量或範圍的選民，並且在其負責範圍內，找出那些選民是支持者，這種操作的實質好處，是在選舉當天，助選團只集中找出支持者出來投票，催票的過程中，絕不會將時間花在對手的支持者和非選民身上，提升了催票效率和更易掌握選票日每段時間的勝負形勢，便利候選人和經理人能夠寧活操作，臨場調兵譴將。

當然，這種管理和運作所需的是人、金錢和時間，民主黨向來都指對手投放大量金錢在地區工作上，可惜民主黨卻從來不著意掌握人和時間因素，而據我了解，而做到以上在區內置「針」的運作，其實花費不大，可以說，現時一名區議員的地區工作開支津貼，只要用少部份，經已綽綽有餘，運作得宜，每名區議員都可以發展多一個區。民主黨領導層若有此等思維，議席又怎會不斷萎縮？

最後我想講講候選人的質素問題。參政者，極需要抱負、毅力和承擔，認清楚自己的方向，不輕言放棄；參政和投票一樣，都不是玩泥沙。民主黨向來有很多參選人，為了參選才急急加入民主黨（呂永基就是其中之一），究竟自己是否準備全身投入政治，可能會對工作、前途、家庭帶來影響等，自己其實未想清楚，於是大部份遭遇敗選的黨員，甚至是未能成功連任的議員，落敗後便意志消沉，荒廢社區工作，離棄社區，令到很多選民對民主黨很失望，對民主黨人的參政質素抱有懷疑。

相反，左派陣營的人，聽說他們一旦投身參選，預備了至少八年（兩屆時間）的工作目標，就算第一次競選失敗，還會將目標放在來屆，甚至再後一屆，於是他們當中不少曾經敗選的，落敗後也沒有離棄自己投身社區，繼續耕耘（袁國強就是其中之一）。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可憐民主黨那班自問社會精英的領導層，他們在社區種了甚麼？或有沒有種？怕且他們仍未知曉！

厚顏無恥的中大校長

中大校長劉遵義，以自私見稱，不少校內員工，都對其人嗤之以鼻。上任以來，種種惡行，真是「鍋鍋新鮮，鍋鍋甘」！諸如教學語言政策（背棄中大推動中文使命）、頒授董建華榮譽學位、教育學院事件調查中的「失憶證人」、校園發展計劃（曾揚言拆應林堂、華連堂）、大肆伐木（包括破壞小橋流水）、校巴收費風波、將學院院長（Faculty Deans）由民主選任改為校長委任等。

繼而發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成立五所實為單幢宿舍的所謂新「書院」，近日又有拆峰火台風波，以及黑箱作業地改組教務會，將中大學生會會長的當然位置剔除，矮化學生會在中大校內制度的角色等等，真是罄竹難書。

尤其在《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中，即使學生報編委的處理手法有值得商榷之處，也毋須在事件發生之初，為怕影響校譽，立即與學生報劃清界線，迅速成立紀律小組整治學生，以一刀切的手法，甚至向與事件無關的新一屆編委成員發出警告信，但事後卻大玩文字遊戲，辯稱「沒有處分」同學，拒絕對發錯警告信一事公開向同學道歉。

做錯事死不認錯，讀書人最基本的禮義廉恥是非對錯都混淆不分，將責任推諉他人，或將事實指鹿為馬，是我們這位中大校長的個人特徵，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有甚焉」，在劉遵義身邊的大學高層，盡都是唯唯諾諾之輩，為主子的立場護航；作為一所高等學府的主事人，劉遵義與其班子的所作所為，他們面對學生時候那種高高在上的咀臉，這就是我們的中文大學教化學生的應有態度嗎？又怎不為我等中大人所冷齒？

也許有人會奇怪，我從中大畢業了十七年，幹嗎還要為校園的問題而動氣呢？某次我與大學一位高層閒談，提及到我與一群跨年代（七十年代至二千年代）關心中大的校友組成了「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簡稱「校友關注組」），對大學行政當局提出嚴厲的批評，於我們又有何益？

我們愛護中大，更希望我們的後輩，能夠在一所思想開放及堅守學術自由的優良大學中學習和成長。若果中大越辦越好，我們一班離開校園多年的「老鬼」，也無謂在校政問題上指指點點，又或者「知少少，扮代表」。

可恨的是，劉遵義及他的管治團隊，在過去幾年之間，不斷破壞中大的傳統及其核心價值，而校友評議會又由親大學建制的「擦鞋」校友把持，令不少局外校友忍無可忍，可以說，中大過去歷任校長中，從來沒有發生如現任劉遵義這樣導致各持份者峰煙四起的局面。情況不斷持續，很多校友也站出來要劉遵義下台，我相信劉遵義本人及大學管理階層，不單止沒有反思其過，就連一點羞恥之心也沒有。

在公共行政學中，所謂「良好管治」的元素，主要包括透明度、問責性和回應性。但看看我們的中大，這些「良好管治」的元素卻是全數欠奉，例如大學圖書館擴建及拆峰火台的爭議中，劉遵義公開表示他銳意保存峰火台原貌，卻堂而皇之地說出他認為大學高層所有為大學未來發展的建設，都是出於良好意願，因此這些議題沒有公開諮詢的需要，而且這是大學一貫的做法。

天呀！今天是甚麼年代？劉遵義這樣說，不是建基於他君臨天下的心態麼？要求所有中大成員體諒和順從他的好意麼？更有甚者，當有本科高年級同學問劉遵義有關大學圖書館擴建工程的細節時，劉遵義竟然對那位同學說：「到時你都畢業，冇需要用圖書館！」，在校同學對大學發展的關心，劉遵義的回應又是如此冷漠無情，他究竟對中大有多大愛護？各位看官應該心中有數。

因此，若繼續由劉遵義以及他的一班不懂「良好管治」的所謂高級學者領導中大，中大不會有安寧的一天。校友們，為了我們母校的健康發展，為維護中大既有的價值觀，現在不站出來推倒劉遵義，還等幾時？

美國種族問題未解決

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首名非洲裔總統，但事實上不少分析發現，奧巴馬之所以能夠當選，與小布殊政府八年施政過份不濟，麥凱恩太老，麥凱恩錯選佩琳作競選拍擋，金融海嘯來臨，種種天時和背景因素，都使到麥凱恩背負太多共和黨負面的包袱，即使他們背後最頂尖的幕後助選人材，也難以奇兵突出，可謂迴天乏術，共和黨和麥凱恩焉有不敗之理？即使民主黨派出任何人與共和黨對陣，結果都是一樣；所以我認為麥凱恩的落敗，是非戰之罪。

當然，今天很難「馬後炮」地想當然，若果是希拉莉對麥凱恩，結果又是如何？美國的票站調查發現，奧巴馬多吸引了黑人、西班牙裔、年青人、婦女的選票，對於反對「種族說」的學者或政論分析員而言，美國的黑人人口只佔全國的 15%，因此奧巴馬之能夠當選，還是有相當的白人將票投給奧巴馬。

如果美國的人口和種族，都在美國國土上平均分佈的話，以上的說法是成立的。可是，美國總統大選沿用著二百多年前憲法所訂的「選舉團」制度（electoral college），鑑於在聯邦制下表現各州份的對等地位，各州選舉團的人數相當於該州在參眾兩院議席的數目，亦即是與各州佔全國人口比例掛鈎，因此在美國大選中，候選人奪取多選舉人票的大州份對勝負至為關鍵。

雖然選前民調發現麥凱恩在全國平均支持度，落後奧巴馬多達十個百份點或以上，在其中 48 個州實行「勝出者盡取所有選舉人票」（winners take all）的制度下，麥凱恩可以是傾瀉式的慘敗，選舉人票理論上可以近乎零，但最新點票結果顯示，麥凱恩仍有超過 150 張選舉人票，亦即是說，共和黨仍能夠在不少州份勝出，這又是那些州份呢？為何在小布殊八年窩囊治國，麥凱恩老態龍鍾之下，那些州份的選民為何仍然選擇共和黨？

其實答案就在於共和黨奪取的州份，主要都是美國歷史上最歧視黑人的州份。美國在 1862 至 1865 年為解放黑奴發生內戰，當年美國南部共有 11 個州，曾經為要保留奴隸制度而脫離聯邦，而到今天該 11 個州，除維珍尼亞州和佛羅里達州外，其餘 9 個州（包括主要的德克薩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田納西州等）都選了麥凱恩。其中佛羅里達州在過去三屆大選中都爭持激烈，原因在於佛羅里達州接近古巴，在冷戰年代從古巴逃來不少西班牙裔和西印度群島帶膚色的人口，令到向來傾向維護藍領、小數族裔和基層的民主黨，得以在佛羅里達州與保守的共和黨勢力競爭。

因此，大選結果只反映出原來保守的州份依然故我，其他游離州份，只需要有 10-15% 選民逆轉，戰果隨時改寫。所以今次美國大選，其中成敗，盡其量都是反映民意求變的逆轉，多於美國人真正容納黑人政治，或能夠完全消除種族隔膜。

在撰寫本文此刻，還有一個參數未能得悉，就是不要忽略美國大選乃同時改選眾議院全部 435 個議席。美國政治制度講求完全的三權分立，美國人十分清楚行政立法互相制衡的重要性，不少人總統票和眾議院票分投不同政黨。究竟眾議院改選對美國政治版圖產生甚麼改變？會不會出現民主黨在未來兩年同時控制行政和立法，使奧巴馬政府成為強勢管治，美國民意的走向如何，還要靜待眾議院選舉結果，才可以得出最終結論。

英語教學之倒果為因

自問英語水平絕非頂尖，甚至遠不及我幾位正在中大就讀的學妹。大學裏面，學生之間的英語能力確是良莠不齊，可是同時代成長，接受了同等長度時間的教育，為何會存在那麼大的偏差？只要稍作統計和科學分析，就會發現大學生的英語能力，跟他們源自的中學有莫大的關連。

香港的英語教學出了甚麼問題？大概不時看報章講述學生的語文水平下降，老師的語文基準試不合格率，大學的教學語文「國際化」，甚至從林林種種的補習英語廣告，可以感受得到。可是，時下不少標榜能夠增強個人英語能力的教學方法，又是否正確和合乎科學呢？

早前看了一篇「八成學生讀錯常用英語」的報導（見於《東方日報》2008 年 10 月 14 日 A18 版），提及一所英語培訓機構訪問了 500 名小四至中三的學生，說大部份學生讀錯 estate，又搞不清 comb 和 come，bad 和 bed，full 和 fool 等等，於是香港教育學院評估研究及發展中心的顧問李亦鵬，就主張初中英語課程應加入學習國際音標，並且認為這樣會對學習英語事半功倍。

這些所謂顧問專家的意見是否可取，實在十分值得商榷。從香港學生學習的表層意識而論，香港沿用的「填鴨式教育」，各科強調背誦，實際上是產生「只求分數，不求甚解」的後果；以我的親身經歷，確實有不少同輩的同學到了大學本科階段，仍然說英文發音是要「背」的！我相信在香港中學生當中，這個情況十分普遍。

先談談：「專家」指大部份被訪學生都將 estate 的重音放在第二節是錯誤讀法，「專家」這個說法，錯在那裏？

大家不妨到網頁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estate 聽聽 estate 這個字的美式和英式發音。很明顯，「專家」一定是國際音標的盲目信奉者，尤其集中參考美國出版的字典，於是認為 estate 的重音，應該放在首端，讀作 [ 'isteit ]（首重尾輕），但事實上，英式讀法是兩個音節皆重的 [ 'is'teit ]，「專家」採用了美式口音作為對錯準則，於是問題來了。

那麼 pass 又應該怎樣讀才對呢？美國人讀 [ 'pe:s ]，英國人讀 [ 'pa:s ]，美國人又會不會聽不懂英國人講 pass 呢？如果香港那些真是「專家」，為何不找一個英美發音一致，但相信有九成以上香港人都會讀錯的常用字 discount（首重尾輕才是正確）去考學生呢？

事實上，世界上有不少廣泛使用的語言，都存在地域口音（方言）的問題，例如漢語的方言超過 250 種，法語主要也有本土（分南、北口音）、魁北克、非洲（前殖民地）口音，德語也分南、北和瑞士、奧地利德語等。至於英語，在英倫本土各地（牛津、約克、曼徹斯特、蘇格蘭等）都有不同口音，還有一種很特殊的現象，存在一種源自工人和低下階層的口音（例如：球星碧咸的口音），以至遍佈全球的前英國殖民地，於是又有美國音、澳洲音、新加坡音 "Singlish"、香港音、非洲音等等。

但這些語言，總自行以某一方言作為正宗標準，例如漢語以北京口音為正宗，法語以巴黎口音為正宗，德語以漢諾威地區的口音為標準德語（Hochdeutsch），而英語乃普遍接受牛津音（英女王及王室使用的口音）為正宗。

因此，「專家」以 estate 為例，選用美式口音作為發音標準的參考值，已是原則性犯錯。但我認為，語言是一種有具生命性質的媒體，同一種語文在各地域產生不同口音偏差，輕重音位罝不同，在所難免，除非是完全錯音（例如：open 和 oven ），否則不應過份強調學生讀錯。經常指責學生犯錯，對促進學生的學習態度，不單止一點幫助也沒有，更打擊了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意慾，結果當然是「遇錯越錯」！

另一問題是：使用音標輔助學習英語，是否真的事半功倍呢？我的看法是否定的。

強制初中生在英語課程中學習音標，按他們習慣以背誦方式學習而言，與強制他們多學另一種外語，其實沒有多大分別；要學生額外強記更多，只會適得其反。

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都使用拼音文字。但我們學習法語、意大利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通通都不需要使用音標，只有英語例外，這是因為英語是一種混雜語言，因為歷史因素，使到英語的發音和文法，受到歐洲多種語言的影響，變得毫無規律，例如： one 和 won 讀音相同，open 的讀音 oven 不能類推，就是明顯的例子。

可是其他歐洲語，都各自有其標準的拼音法則，只要掌握了這些標準讀音方法，所有字都可以一看就讀得出來，因此學法語、德語等不需要用音標輔助。

但英語始終離不過拼音文字的本源，總存在其某些拼音秩序，要靈活使用，還免不了多聽、多用、多講，怕犯錯而不敢講，是學習語言的大忌。香港某些中學出來的學生，英語能力較好，我認為除了同學的資質以外，長時間在校園學習生活空間中聽、寫、講英語，日子有功，很自然地就會掌握得到。

我很奇怪香港那些所謂英語教學「專家」，他們所想的，總是離不開格律性「要學懂 A，就先學好 B」的課堂教學框架，又為何不叫學校採用活動教學法，設立「K 房」，強制學生上課唱英語流行曲，我相信這樣學習英語，才會事半功倍。

試想想，你的小孩子牙牙學語時，你會先教他們音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