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加拿大聯邦大選

同樣有很多香港移民的加拿大，明日（十月十四日）將舉行大選，可是傳媒大多集中注意美國的大選，就連本年初澳洲，在香港也有顯注報導，相比之下，加拿大向來在國際事務上，被視為是美國的附庸，國雖大，但地位卻不高，香港傳媒如此取捨，也是無可奈何。

保守黨在 2006 年大選後，在自由黨手上重奪失落 13 年的政權，這可以用「奇蹟」二字形容。奇蹟一：保守黨以國會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少數政府（主要是西部省份支持）而能夠達到穩定執政，順利提升公眾支持，在政治上最有利的情況下，總理哈珀要求加拿大總督解散國會下議院，希望透過大選使保守黨成為下議院大多數的執政黨。

但更大的奇蹟是：一個政黨如何經歷大選導致幾近崩潰滅亡，浴火重生，利用 13 年時間，重新爭取選民信任，再次上台執政。

1993 年聯邦大選，當時的進保保守黨（Progressive Conservatives，俗稱 Red Tories，現時保守黨的前身）在前總理穆朗尼（Brian Mulroney）9 年執政之後，因為經濟政策失敗，失業率最高升至 10%，社會福利推累聯邦政府債台高築，竟然在 1991 年經濟最低迷，失業率最高企的情況下，推出不得民心的銷售稅（簡稱 GST），使加拿大人不得不以選票更換政府。

進步保守黨之前在加拿大下議院 295 席中，佔過半數的 169 席執政，可是加拿大選舉實行單議席單票制，當執政黨在每一選區的選票都不過半時，就標誌著要被選民掃出下議院。進步保守黨結果慘敗，在大選後失去 98% 的議席，只餘下 2 席，連「官式政黨」（加拿大法律規定在下議院擁有 10 席或以上才可稱為 Official Party）的資格也失去，幾近等同滅亡。

當時有一些原本是親進步保守黨的右傾人士，因為不滿進步保守黨的經濟政策，於是聯同一些退出進步保黨的人士，組成了改革黨（Reform Party）。當年 28 歲的哈珀也是其中一位退出進步保守黨後，成為改革黨發起人之一，及後在 1993 年，年僅 34 歲就當選加拿大國會下議院議員。

由於改革黨被指立場極右保守，政治上過份靠攏美國，因此該黨在加拿大政治十分反覆，在下議院一直維持五六十個議席，持續只有兩成民眾支持，為尋找政治生存出路，他們不得不透過號召集結以往進步保守黨的支持者，重組保守黨勢力，結果在 1987 年成立後的僅僅 13 年便告解散，在 2000-03 年間，改組成較鬆散的「加拿大保守聯盟」。

2004 年，「加拿大保守聯盟」從新重成保守黨（俗稱 Blue Tories，作風仍較過去的進步保守黨，無論在經濟政策以至內政福利方面都偏向右傾），哈珀獲推舉為保守黨黨魁，並帶領保守黨在 2004 年聯邦大選中，成為下議院第二大黨，於是哈珀成為國會反對黨領袖。

哈珀在 2006 年出任總理之後，放棄過去進步保守黨的不少包袱，也洗革自由黨執政年代政治死水的風氣，做出不少大膽舉動，例如提出改革加拿大國會上議院（Senate），廢除上議院遵從英國的委任制，改為直選制，以加強加拿大民主政體的認受性，但此舉須透過修訂加拿大 1867 年憲法，程序複雜，政治上亦存在爭議。

內政上三項驚人之舉包括：（一）2006 年 6 月在國會通過提案，鄭重以整個聯邦政府的身份，向 1885 年至 1923 年間歧視華裔移民而實施「人頭稅」之下的受害者，向全體加拿大華人道歉；（二）2006 年 11 月，又在國會提案，承認魁北克在加拿大之內，享有國家（nation）地位，以舒緩法語系的魁北克爭取獨立的壓力；（三）上任後三個月向國會提交聯邦財政預算案時，宣佈將 GST 由 7% 調低至 6%，雖然同時將基層入息稅由 15% 升至 15.5%，但又同時大幅增加基層家庭未成年成員的免稅額和教育福利，透過刺激消費推動經濟增長。

尤其在現時全球經濟環境急劇惡化的情況下，加拿大維持保守的經濟政策，維持小政府和市場主導，壓抑政府開支以減輕政府成為納稅人的負擔，相信都是現今加拿大人樂於授權哈珀和保守黨繼續執政的主導原因。

哈珀的選舉網頁：http://www.conservative.ca/EN/1002/

政黨合併是一種政治交易

民主黨與前線合併在即。政治上的事，從來都不是「義」字當頭，裏面若果沒有涉及利益，誰會願意做呢？

商場上的合併，通常是透過重組精簡架構，達到降低成本，增加利潤，提昇管治效益；可是政治上的合併，卻往往與金錢和管治拉不上關係，所謂政治利益，目的都在維護或增強既有的政治能量或影響力，為組織延續政治生命注入動力。

單仲偕向報章透露，民主黨曾經邀公民黨談合併，但對方沒有反應。這似乎是必然的結果。公民黨尚是一個年青的政黨，而且該黨在政治光譜中位置清晰，領導層盡是社會上的尊業精英，對中產和年青社群有強大的吸引力，具備較廣闊的發展空間。

相比之下，民主黨和前線顯得垂垂老矣，雙方本質上均離不開第一代領導不肯放權的局面，導致過去幾年不斷發生內耗的爭議，加上「大佬文化」當道，年輕有志參政者，若不識時務，依傍權位者而上，那會有出頭天？於是難以吸引具質素和活力的新血加入，組織發展停滯不前，梯隊斷層的情況相當嚴重。

民主黨的前身，是一九九零年由太平山學會和民協人士合組的港同盟，及後於一九九四年港同盟與匯點合併，組成今天的民主黨，因此民主黨對組織之間合併之舉，並不陌生，但分別的是，先前兩次合併，是為了進一步壯大組織，為團結整個民主派而做。

民主黨成立之初，確實是對推動香港的民主充滿壯志，在一九九四至九五年的三級議會選舉中大勝，最輝煌的時期，在立法局內坐擁十九個席位，幾乎是議會的三份之一。

可是升上政治高峰之後，民主黨的高層開始靠攏建制，戀棧權位，不肯推行世代更替，最明顯的是二千年，民主黨由三位黨內元老（張炳良，林鉅成，黃震遐）合撰俗稱「三老報告」的改革建議，提倡黨內限制立法會議員只能連任兩次，即最長十二年任期，以促進世代交替，延續組織的活力，對一個發展中的組織而言，這已不算是急進的交替措施，可是掌握者卻刻意將之擱置。

大家有眼見，民主黨大部份仍坐在立法會議事廳者，都是一九九一年當選，至今十七年，還要多做四年，即合共二十一年，其中還未數算何俊仁、李永達、張文光、涂謹申之流，四年之後是否仍然厚顏繼續參選。

對於一個上層如此老化的組織而言，若不是香港政制停滯二十年，立法會議席空間有限，選民為了監察政府和平衡避免保皇黨坐大，很多時是無可選擇地，原諒和放生了民主黨，卻使民主黨高層錯誤解讀選民的信息，認為民主黨仍然能夠充份獲得選民的授意，並且在泛民主派中維持領導的角色。

今天，民主黨吞併前線，能否如羅致光所說，有利團結泛民主派，實在很成疑問！至少，在短期內，民主黨表面上是壯大了，但前線的成員中，不少過去也曾加入過民主黨，因在不同層次上意見不和而退出的人士，合併的結果只是塘水滾塘魚，領導層自我感覺良好。

合併可以為民主黨帶來新氣象嗎？對民眾有吸引力嗎？未來有新血願意加入嗎？我的答案，是三個「不」！簡直談是上是一個新瓶，只是舊瓶舊酒一壺。

前線的成員避免在滾滾政治流水中被進一步邊沿化，民主黨為鞏固在泛民主派中「一哥」的地位，雙方合作聯手遏制民主黨內的改革聲音，確保兩個月後民主黨領導層改選中，維持大佬專政領導的角色，於是雙方協議安插劉慧卿出任民主黨副主席，亦確保前線一些成員，在合併後能夠在領導層分一杯羹，如此種種枱底協議，誰說不是一宗政治交易？

令人討厭的售貨員

上星期六下午到中大參加完一個教育研究會後，到沙田與舊同學食飯，路過新城市廣場內一家品牌商店，舖前展示了數隻設計精美的 Poljot 手錶，吸引我這個錶迷走過去一看。

商店售貨員於是趨前向我介紹：「... 這款德國手錶係我地店獨家發售 ... 」德國？獨家？於是我問她：「Poljot 不是俄國牌子嗎？」售貨員繼續說：「係德國牌子，佢地請咗俄國錶師設計，所以有俄國風格 ...」Oh, my God!!!

老實講，售貨員雖不是專業人士，但要求他們對店舖出售貨品有基本認識，並不過份，尤其對於一些中高檔的產品（例如：手錶、餐酒等），售貨員（甚至店舖本身）沒有做好功課，把貨品的內涵胡說一通，以為容易過關，誰不知客人當中，除時有卧虎藏龍之輩，售貨員的西洋鏡隨時被拆穿得體無完膚。

所以，我尤其討厭那些厚顏亂車大炮，還要不斷向你硬銷的售貨員，你只會更覺得她低俗無比，語言無味。於是我之後不發一言，即使對那裏的手錶有意，也覺不值得在這類低質素的店舖購買，送錢給他們賺。

對俄製手錶有認識的朋友，都會知道 Poljot 並非一個新品牌。Poljot 在俄語中是「飛翔」的意思，在蘇聯時代，二次大戰之前經已出現，與另一軍錶品牌 Vostok，在著名的莫斯科第一錶廠生產。俄製錶其他有名的品牌，還有 Slava, Raketa，以及專製懷錶的 Molnija 等。

蘇聯解體以後，以前國有的手錶廠，都要轉營面對市場。老牌的 Poljot 早已放棄過往老套的軍錶款式，與其他前東德國有化的老牌錶廠（例如：Glashütte）一樣，走高檔貴價錶路線，利用過去共產時代的神秘感，成功吸引歐美手錶愛好者的注意，這兩年與 Vostok 齊齊進軍香港市場。

所以，Poljot 與德國一點關係也沒有，更不是只在沙田那家品牌商店獨家發售。

同樣的情況，有時候在wine cellar中也遇過，賣法國酒、意大利酒的不諳外語，將酒莊名、酒區名亂咁講，例如我試過在一間城中知名的wine cellar中，遇到售貨員將Margaux（瑪歌，法國酒區）的 [x] 尾學英語一樣（例如：box）發出 [s] 聲，而不知法語 [x] 尾不發聲，又將意大利 chianti 的 [ch] 以英語併音讀出，又不知意大利語的 [ch] 相當於英語的 [k]。

如今香港已全面取消了餐酒稅，正吸引全球餐酒愛好者的注意，真不明如果有外國遊客走入這家知名wine cellar時，那裏的售貨員可如何與外國客人溝通？

遇到這些情況，實在反感之極！誰說香港是Asia's World City？？香港售貨員的「大鄉里」表現，虛有其表，與國內弄虛作假的 A 貨，又有甚麼分別？

對《維特》失望

對法國十九世紀音樂家馬斯奈（Jules Massenet）的認識，就只有他最為人熟悉的，出自其歌劇Thaïs《泰爾斯》裏，名為Meditation（沉思）的音樂片段，當知到今年「法國五月」（Le French May）會上演馬斯奈的Werther《維特》時，曾對這齣歌劇有一定的期望。

但上星期五欣賞《維特》之後，也令我明白為何馬斯奈的歌劇至今甚少被人留意。

從作曲和配樂技巧而言，馬斯奈的音樂屬於大師級，可是與他同年代的作曲家，例如威爾弟（Verdi）、比才（Bizet）、唐尼采弟（Donizetti）比較，馬斯奈的《維特》的確完全欠缺歌劇應有的色彩。

朋友力奇兄形容，欣賞歌劇除了音樂和表演者的唱功之外，還應包括舞台上可以展現的視覺效果。我十分認同力奇兄的見解。

《維特》從故事到音樂無疑十分浪漫淒美，但該劇四幕過於單調，平舖直敘，毫無起伏，就有如你在三小時內享用同一款甜品，初嚐幾口，你定會覺得十分美味，但不停食下去，漸漸就失去了新鮮感，甚至覺得厭倦。

例如《維特》第一幕提及過的一場舞會，第二幕在教堂廣場上正為牧師夫婦慶祝金婚為背景，作曲家明顯沒有利用這些聚會場景，為此劇帶出氣氛，好讓男女主角的出場穿插其中。

此外，早《維特》一百年前莫扎特歌劇裏的多重唱作曲手法，經常採用搭訕和鬥咀模式來產生生動的效果，但《維特》各場二重唱、三重唱，都是簡單的一唱一和對答形式，自然使聽眾覺得平平無奇。

就正如去年「法國五月」上演古諾（Gounod）的歌劇《羅密歐與茱麗葉》，連續兩年都令我失望，然而，具水準的法國歌劇作家又真是不多，不是比才，就是奧芬巴哈（Offenbach），看來大家以後想在「法國五月」看到精彩而又賞心悅目的歌劇，機會實在有限！

預告：

今年九月在文化中心將上演威爾弟的Don Carlos《卡洛王子》，在音樂和場面方面，我敢寫包單，一定比《維特》好得多。

主流派在「奧步」

白鴿黨甄選出戰九月立委的特別會大明天（三十日）就要舉行，黨內主流大老們卻在此刻「奧步」（台語，即廣府話的「出彈弓手」），馬丁、偉哥分開宣佈退選，冼雞又被安排安降港島，這些都是從上而下的指令，又幾時有同黨內基層商量過？

白鴿黨本來是有一套立委甄選出戰的制度，經過這些黨內大老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按本子辦事，黨內制度的信譽經已徹底破產。主流派對外要求大陸和特區講法治，黨內卻不顧法治，正是「待人以嚴，律己以寬」的真實寫照。

大家尤記得去年馬丁在一個電台訪問中，首次提及不再角逐的問題，他當時卻明確地指出，服膺黨的決定，但到最後，如果馬丁退選，確實是黨的決定，那這個決策又是通過那些機制所作出？如果不由黨的決策，那麼馬丁就是食言。橫看豎看，這是都是「大老文化」的體現。

又看冼雞空降港島，只為避免冼雞和逃小新在九西「同室操戈」的尷尬？一旦冼雞空降港島作實，主流派提拔金威上位的謊言，就會不攻自破，金威就會第三度被犧牲（2000年港島補選、2007年港島補選、2008年換屆選舉），馬丁解釋「退位」是要讓新人有機會，而冼雞當上立委經已13年了，還算新人嗎？

過去幾個月以來，根據甄選制度所作的內部諮詢和民調工作，難道只是一場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主流派和執政的黨內大老何來尊重黨內機制？只是大老的一個個人決定，所有制度都要靠邊站，誰說白鴿黨不是一個主流派的私人會所？不是一個人治的組織？

如果明天的特別會大上，白鴿黨基層會眾還可以接受這麼粗暴的手段，這些跨越制度的安排，就真正是白鴿黨的悲哀，是香港政黨發展的悲哀，永遠跳不出家長制的政治文化，又難怪大陸認為香港政黨政治不成熟，原來白鴿黨的內部操作，跟他們共產黨沒有兩樣。

政治手段，從來都不可能「無端端」發生，這麼重大的決定，事先一定經過蘊釀，其中涉及得與失，利與弊的精算，一定有其希望達至的目標方向，那些目標方向究竟是甚麼？飯民大老們的決策一向與共產黨同出一轍，就是透明度極低，如果估計沒有錯，馬丁退選後所伸延出的故事，還會陸續有來。